第十三章 韓非及其他法家（第2/7頁）

此所說上世、中世、下世，自人類學及社會學之觀點觀之，雖不必盡當。然若以之說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則此段歷史，正可分為此三時期也。春秋之初期，為貴族政治時期，其時即“上世親親而愛私”之時也。及後平民階級得勢，儒墨皆主“尊賢使能”，“泛愛眾而親仁”，其時即“中世上賢而悅仁”之時也。國君或國中之一二貴族，以尚賢之故，得賢能之輔，削異己而定一尊。而“賢者”又復以材智互爭雄長，“以相出為道”。“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君主惡而又制裁之。戰國之末期，即“下世貴貴而尊官”之時也。“立君者，使賢無用也”，此為尚賢之弊之反動，而戰國末期之現實政治，即依此趨勢進行也。

故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之自然趨勢。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貴族政治破壞，人民在農商方面，皆自由競爭，而富豪起。此亦當時社會經濟之自然趨勢，法家亦以理論擁護之。

二 【法家之歷史觀】

法家之言，皆應當時現實政治及各方面之趨勢。當時各方面之趨勢為變古，法家亦擁護變古。其立論亦一掃自孔子以來托古立言之習慣。《商君書·更法篇》曰：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商子》卷一頁二）

《韓非子·五蠹篇》曰：

今有構木鉆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韓非子》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一至二）

時勢常變，政治社會制度，亦須因之而變。此理一部分之道家，亦有言及之者。但法家為當時現實政治趨勢加以理論的根據，其反駁當時守舊者之言論，多根據於此歷史觀也。

三 【法家之三派】

法家中有三派，一重勢、一重術、一重法。慎到重勢。《韓非子》有《難勢篇》，引慎到曰：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面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原作缶，據俞校改）賢者也。（《韓非子》卷十七頁一）

《管子·明法解》曰：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管子》卷二十一，《四部叢刊》本，頁七）

《管子》此言，非必即慎到之說，要之亦系重勢者之言也。此派謂國君須有威勢，方能驅使臣下。

重術者以申不害為宗，重法者以商鞅為宗。《韓非子·定法篇》曰：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卷十七頁四至五）

術為君主禦臣下之技藝；法為臣下所遵之憲令。申不害與商鞅二家之言，所注重各不同也。

四 【三派與韓非】

其能集此三派之大成，又以《老》學荀學為根據，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則韓非是也。韓非以秦始皇十四年（西歷紀元前二三三年）死於秦。（《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