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文經學與揚雄、王充

一 【“古學”與劉歆】

在西漢之時，即有一部分人不滿於以陰陽家學說說經之經學家，遂另立一種經學，以對抗之。《隋書·經籍志》曰：

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世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為之古學。（《隋書》卷三十二，同文影殿刊本，頁三十二）

“古學”即所謂古文家之經學。其說經不用緯書讖書及其他陰陽家之言，一掃當時“非常可怪之論”，使孔子反於其“師”之地位。此等經學家，實當時之思想革命家也。

清代之今文經學家，以為漢代之古文經典，皆劉歆所偽造。謂劉歆遍偽群經，以助王莽之篡漢。古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比於今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多為後起，可無疑義。然若謂其為偽，則即今文經學家之經典，本不必真孔門之舊；其經說更多孔門所未嘗夢及之“非常可怪之論”，本亦何嘗“真”？若就經說論，則古文經學家所說尚為較近於孔門面目也。古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甚多，必非一人一時所能“偽”造。若謂劉歆一人遍“偽”群經，則劉歆必為“超人”而後可。蓋漢代自有不滿於當時正統經學家，即所謂今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者，各立其所自以為真得孔子正傳之經典及經說，久之自有所謂“古學”者興。一時代思想界革命之大運動，皆非一手一足之烈也。

然“古學”雖不為劉歆所獨創，而劉歆實為提倡“古學”最顯著之一人。“古學”之起，皆在民間，不立於學官。漢成帝時使“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成帝紀》，《前漢書》卷十，《同文影殿刊》本，頁六）；古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當於此時，以“遺書”資格，入於中秘。劉歆繼其父向校中秘書，見而重之。於哀帝時，遂欲將古文經學家之經典及經說，《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當時博士，極力反對。劉歆與之爭辯，終不能勝。劉歆以其當時政治上學術上之地位，出死力為“古學”奮鬥，故實可謂為“古學”之領袖。至於其個人之學說，則劉歆尚講五行災異，（見《漢書·五行志》）可見其尚不免受陰陽家之影響。然其所作《七略》，綜論上古學術之源流派別，認各家之起皆有其歷史的根據，不雜所謂“非常可怪”之論，實純就古文經學家之見解以立言，在當時實亦一部革命的著作也。

二 【揚雄】

此等古文經學家，對於當時思想界之貢獻，為掃除今文經學家“非常可怪”之論，使儒家學說與陰陽家學說離開。其貢獻為消極的。至於在積極方面，則此派經學家，殊不如其在消極方面之大也。

與此派經學家相應之思想家，為揚雄、王充。此二人在其積極方面，雖皆無甚新見；然其結兩漢思想之局，開魏晉思想之路，自哲學史之觀點言，則須略述此二人之思想，以見兩漢、魏晉兩時代間思想轉變之跡。大概言之，兩漢時代，以儒家與陰陽家混合之思想為主體；魏晉時代，以儒家與道家混合之思想為主體。

《漢書·揚雄列傳》雲：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年七十一，天鳳五年（西歷紀元一八年）卒。（《前漢書》卷八十七上頁一至卷八十七下頁二十一）

揚雄所著作，其與哲學有關者，為《太玄》一書。《太玄》乃摹《易》之作；《易傳》中采有《老子》學說，前文已詳。揚雄之學說中，實多《老易》之學說也。揚雄《太玄賦》雲：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兇之同域。徼徼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之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古文苑》卷四，《四部叢刊》本，頁一）

此述《老易》所說物極則反之理，實無新見；特在當時緯書讖書盛行之際，而揚雄能持《老易》之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實可謂為有革命的意義也。以《老易》之思想為基礎，揚雄乃作《太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