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墨補（第2/4頁）

至於墨家之團體以外之其他無主義的武士團體，先秦書中，亦間有述及者。《呂氏春秋》說：“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於是遍飲而去。”後一年秦晉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余人，畢力為繆公疾鬥於車下，遂大克晉。”（《仲秋紀·愛士》）此三百余人，似即是一種武士團體。此段我在《原儒墨》中未引，因為此所謂野人安知非即鄉下農民，先時吃過繆公馬肉，後而被征發應戰者。由此言之，則此所謂野人，不必即是武士。不過繆公所失馬不過右服一匹，安能供三百余人之食？且農人食馬，何必去岐山之陽？或者食繆公之馬者，乃一三百余人之流動武士團體，繆公不罰此團體而又賜之酒。及韓原之戰，此團體之武士從戰，因感激而特別奮勇。其食馬與從戰皆團體的行動。如此解釋，亦尚合理。

盜跖似乎也是一個武士團體之首領。《莊子·盜跖》說盜跖是柳下惠之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此說雖不必可靠，但其人總在孟子以前或其同時，因為孟子曾說及他（《孟子·盡心上》）。他的“從卒”雖未必即有九千，但亦必有相當之眾。他所領導之團體之內部，是極有組織的。《呂氏春秋》說：“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仲冬紀·當務》）他的團體之內部組織，是道德的，所以《莊子·胠篋》說：“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尤可注意者，即其在團體內實行“分均”，此即所謂“有福同享，有馬同騎”，乃武士團體中所有之道德也。因講墨子而連及盜跖，似乎不倫不類。但依我們的看法，墨子與盜跖實乃武士之兩極端代表。盜跖如受了“招安”，“改邪歸正”，率其徒眾“到邊疆上一槍一刀，圖個封妻蔭子”，他便成為普通的武士。他如再進一步，計劃把他的團體內所行之道德，推行於全社會，並依其主義參加戰事，他便成為墨子。

上所述系有組織可見之武士團體。此外武士之以個人著名者甚多，如孟子所稱之北宮黝、孟施舍，俱以善“養勇”得名。又《呂氏春秋》說：“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仲冬紀·當務》）此以自己之肉，“與朋友共”，實行武士道德之極端的例也。《呂氏春秋》又說：“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矣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恃君覽·長利》）此乃一未得志之士之流浪圖，觀戎夷之“遂解衣與弟子”，知其先之不欲解衣之真“為天下惜死”。其命弟子解衣，及後自解衣，皆實行一切“與朋友共”之道德。此段雖未明言戎夷為武士，但就其言行觀之，似可以為其是。

大概在晚周無論文士武士，均只稱為士，或均可只稱為士。士在當時，本為以賣技藝材能為糊口之人之通稱。此等技藝材能，大別為文武兩途，所謂“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者。此等人在社會上之地位，比一般庶民高，故往往與庶民分別言之。如《管子》謂，“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五輔》）《荀子》謂：“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議兵篇》）但若以民指非君上非貴族之人，則士亦為民而居其首，所謂士農工商者是。《管子·小匡》及《國語·齊語》所說士農工商，各“定”其“居”、各“成”其“事”之制度，雖不必系齊桓公及管仲所真已施行者，然其議論乃承認當時社會之新興事實，乃當時新社會之反映，則可斷言。此新社會乃以後二千余年社會之輪廓，截至清末止，其中雖有小變而大體則仍舊也。所須注意者，即先秦所謂士，可指文士亦可指武士。《管子·問》說：“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余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孟子謂齊宣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孟子·梁惠王》）墨子謂：“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愛下》）此所謂士皆武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