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墨補（第3/4頁）

墨子非鬥，似與武士不合。然見侮則鬥，乃士之道德，非只武士之道德。《呂氏春秋》謂：“齊王謂尹文曰：‘寡人好士。’尹文曰：‘願聞何為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鬥，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夫見侮而不鬥，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先識覽·正名》）見侮則鬥，乃士之一重要道德，儒家仍主張士須有此道德，故“子夏之徒”謂墨子曰：“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墨子·耕柱》）墨子主張非鬥，宋檉更進而主張“見侮不辱”。但吾人不能因此而否認墨家之出於士，故亦不能因此而否認墨家之出於武士。且鬥為個人之自由行為。墨子注重紀律組織，其先儒家而非鬥，或即因此，亦未可知。

墨家非鬥，而戰國後期之俠則極好鬥。見侮則鬥之道德，俠最能行之。墨家有有組織之行動，而俠之行動，則多屬個人的。韓非子曰：“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韓非子·六反》）又曰：“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故“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此等之俠，乃武士之一種。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俠士指武士，就俠之一字在當時之意義言，實有未當。但就後來俠之一字之一般的意義言，則求一字與儒相對，可以表示武士之特性者，實以俠字為較適。司馬遷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此為俠字在後來所提示之一般的意義，而武士之美德特性，已大半可以表示。此所以在《原儒墨》一文中，以俠士與儒士對稱也。

為免除誤會計，《原儒墨》一文中所謂俠士，可直以武士稱之。《淮南子》引楚人佽非之言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道應訓》）是武士亦已有之名詞。

但武士之名，究為少見，而儒之名則常見。雖在許多地方，士明指武士，然武士之名少見之事實，似究可證明在先秦社會中，武士與儒士，不能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關於此點，吾人須注意者，即中國書中關於社會情形之記載，向來極少。先秦書中即言及儒亦多系指儒家之儒，而非指儒家所自出之儒士之儒。在先秦書中，若除去儒家之儒，則儒士之儒亦未為甚多見。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為諸子皆出於士之階級，而士之階級之興起，乃由貴族政治之崩壞，在官專家之失業。但若果如此，則在官專家之眾，宜莫過周室。如此則諸子之興，應在王室所在之地，何以遠在鄒魯？關於此點，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言之，周室王官雖最完備，專家雖最多，但宗周殘破，文物喪失；東遷之後，王室規模，已不如前。魯為周公之後，文物完備，未經殘破。宗周滅後，魯為東方文化中心，實為應有之事。就第二點言之，則一種歷史上大運動之興起，固為環境時勢所造成，而領袖人物，亦關重要。諸子家學之興，孔子開其先路。孔子為魯人，故鄒魯為儒家之根據地。以後諸家，均直接間接受儒家之影響，故對於諸子之學之興，鄒魯居重要地位。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為昔日在官之專家，如祝宗蔔史，禮官樂工，而今失職者，或為昔日之貴族而今失勢者，此等上層失業之流民，多成為儒士；其原業農工之下層失業流民，多成為武士。但在貴族政治未崩壞以前，出兵打仗，貴族即是將帥；且就世界歷史之一般通例觀之，掌統治權之貴族，必勇敢善戰；何能謂周末失勢貴族，多能文而不武？關於此點，吾人須注意者，即掌統治權之貴族，其取得統治權，原憑優勢武力。故在其統治之初，仍保持其勇敢善戰之特性。但其享受既久，日趨墮落，視戰爭為畏塗，而逐漸失其打仗之技能；此在歷史上例證甚多。《左傳》記齊魯長勺之戰謂“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莊公十年）人若世代“肉食”，久之未有不“鄙”者。然既“鄙”之貴族，雖已失其祖宗之“真才實學”，然其禮儀嫻熟，言談漂亮，則或有過其祖宗者。及其失勢以後，若憑其對於禮儀文辭之知識以糊口，則即成儒士。至於社會下層之人，對於所謂教育，既無緣領受，一旦失業，惟有賣其體力，以為糊口。在非工業社會之內，賣體力之市場有限。失業之窮人，一部分惟有當兵與當匪，此情形蓋自古已然，非止於今為烈。當兵之社會下層之人久之專以此為職業，即成為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