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法陰陽道德

（一）論名家之起源

（二）論法家之起源

（三）論陰陽家之起源

（四）論道家學說所受隱士人生態度之影響

（五）論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說：“道家之學即出於隱士，已詳於余之《中國哲學史》中。此外陰陽家者流，出於方士；名家者流，出於辯士；法家者流，出於方術之士；當別論之。”本篇即繼續《原儒墨》討論此諸家所自出。讀本篇者須先看《原儒墨》。

一 【論名家之起源】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說：“名家者流，出於辯士。”依現在我的意見，辯士一名，雖為先秦書中所常見，但似指一般“能說會道”之人，而非社會上確有一種人，稱為辯士。名家者流，蓋出於訟師。

《左傳》謂：“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爭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昭公六年）又謂：晉人“鑄刑鼎，著範宣子所謂刑書焉”。孔子批評此事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昭公二十九年）春秋之末，各國逐漸公布法律。自守舊底人之觀點觀之，則若有公布之法律條文，則人民必就其條文，“咬文嚼字”，以求獲得利於其自己之解釋。此所謂“民在鼎矣”；所謂“以爭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叔向、孔子所慮，果然並不為過，與子產同時，即有一專門巧釋法律之專家，即鄧析。《呂氏春秋》謂：“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審應覽·離謂》）所謂縣書、致書、倚書之確切意義，雖不可甚解，但此段大意，乃謂鄧析對於子產之法令，常予以形式底解釋；於是僅在形式上遵守法令，而作與法令實際違反之事。《呂氏春秋》又說：“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審應覽·離謂》）（《左傳》謂：“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定公九年）。與此所說不合。不過在當時人之眼光中，鄧析總不是個好人。所以《左傳》謂：“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定公九年）。依《左傳》，鄧析亦是一個研究刑法之人。他於子產所頒布刑書之外，另擬有一部刑法草案，即此所謂竹刑。）據此則鄧析之所長，即對於法律條文，“咬文嚼字”為利於其所欲使勝之訟者之解釋。所以他能“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他有此本領，自然“民之獻長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了。

據此則鄧析為一訟師甚明。《荀子·非十二子篇》雲：“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不苟篇》亦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呂氏春秋》於《離謂》、《淫辭》二篇中，述當時之詭辯，舉鄧析並及公孫龍。《莊子·天下篇》述辯者之說，舉惠施及公孫龍。可見在當時人之心目中，此三人乃一派也。

《呂氏春秋》謂：“惠子為魏惠王制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審應覽·不屈》）據此則惠施亦法律家也。《戰國策》引蘇秦曰：“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趙策》）說者謂刑即形字，刑名即形名。此固可通。但亦或因持白馬非馬一類之辯者，先為訟師，故有刑名之家之稱。此所謂刑名，正如後世所謂刑名之義。此點誠不敢執定。但韓非雲：“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韓非子·問辯》）據此則堅白無厚之辯，其原來底實際底用處，乃為對於法律條文，“咬文嚼字”，作為種種解釋，以為為此辯者自身之利益，如上述鄧析之所為。《呂氏春秋》雲：“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士容論·上農》）此言雖未明指鄧析之徒，而鄧析之徒之所為，實此類也。

《莊子》中所說，辯者之所長，在當時人之心目中，正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莊子·天地篇》雲：“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又《秋水篇》引公孫龍雲：“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辯者以此得名。其“然不然，可不可”之原來底實際底用處，似在關於法律訟獄之事方面，如上文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