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崇禎朝廷

他們身邊，凈是些時髦的奉承話，

和搜羅殆盡的聲色犬馬，

在這裏，良知聽命於感性的要求，

若滿足不了，定遭痛罵；

在這無邊欲壑的中央，

尋歡作樂的皇上，僅僅對死害怕。

W.H.奧登：《皇帝與邏各斯》

1627年，崇禎帝以信王入繼大統時，大臣們都滿懷希望地談論著明朝中興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禎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楊鶴竟大膽陳述了自明朝建立後軍力日衰的事實，並且斷言，使明朝恢復元氣的唯一辦法，是堅決消滅腐敗現象和朝中的黨爭。因此，崇禎帝要想徹底扭轉局面，必須首先改變大臣碌碌無為又官官相護的狀況，而這種狀況正是其昏庸的兄長天啟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暫統治的特征。崇禎帝不打算對中下層官僚機構進行重大改革，而將注意力集中在高級文武大臣身上。因為，這位當時還算中國最聰明的（雖然不是最有學問的）統治者的新皇上，是帶著這樣一種強烈信念登上皇帝寶座的，即朝中大臣幾乎都不可信任，他們大多都想結成陰謀集團，同自己作對。

幾年過去了，這種信念發展為偏執狂——一種靠特務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報來獲得滿足的精神狀態。數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監獄，數十名將領被處死。崇禎帝在位17年，先後入閣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處死的。任職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敵都是朋黨領袖的人。

崇禎皇帝對朝廷黨爭的這種神經質的恐懼，來自對天啟末年那場血腥事變的可怕回憶。當時，宦官魏忠賢與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結，殘害了大批與東林黨及其政治運動有關的官僚和士大夫。這些正直的士人，批評昏庸腐敗和任人唯親的積弊，聲稱要大力加強儒家道德教育，從根本上整頓吏治。為此，魏忠賢和客氏便唆使同黨搜集東林黨人的罪證，編成《三朝要典》。此書包括東林黨人大臣的名單，是魏客集團對其政敵進行逮捕、刑訊乃至處決的依據。

崇禎皇帝決心結束這種殘酷的黨爭。其兄長屍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審客氏。結果發現，客氏曾陰謀鴆殺崇禎帝，而讓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萬剮”中極度痛苦地死去。這使魏忠賢意識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將來臨。不久，他聽說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殺了。隨著調查的深入，被視為魏、客黨羽的其他官員也紛紛入獄；為殺一儆百，表示今後定要嚴懲此類陰謀集團，崇禎皇帝遂下令將魏忠賢剖棺戮屍，令其來世不得再次托生。

盡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黨爭仍未停息。其原因在於經閹黨清洗後幸存下來的東林黨人，又乘機向魏忠賢的所有同黨進行報復，而不問其與魏忠賢的關系深淺如何。例如，馮銓——他對1625年彈劾熊廷弼一事負有責任——早於1626年7月便同魏忠賢分道揚鑣了，並被擠出了內閣，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總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彈劾，後經行賄才免受監禁，得贖為民，遣返涿州老家。

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劇作家阮大鋮。此人是安徽懷寧著名官僚世家的後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給事中之要職。盡管這是東林黨領袖左光鬥的意見，但仍遭到趙南星、楊漣、高攀龍等東林黨人的反對。他們顯然是出於鄙視阮大鋮為人輕浮而阻撓其升遷，使之轉至遠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給事中。阮大鋮不甘被拒於吏科大門之外，遂向當時權勢日盛的魏忠賢等宦官尋求庇護。及至魏氏專權，阮大鋮便成了閹黨黨徒，被擢授禮部侍郎。盡管他吹噓說，楊漣、左光鬥的入獄被殺，有他一份功勞，但時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賢分手，並辭官回鄉了。魏、客集團被粉碎後，他又在崇禎朝中作官，且自稱無黨無派，反對各派的過激行為。然而人們並沒有忘記他從前的所作所為，對他的印象極壞。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辭職。東林黨人將馮銓、阮大鋮等人視為背逆“儒”道而向閹宦求寵之徒。其他許多與魏忠賢勾結的官員也受到彈劾，盡管事情並不像東林黨人所宣稱的那樣涇渭分明。

然而，這種法定的明確區分，正是17世紀20年代政治鬥爭的一大惡果。就像對外策略問題總要逐漸分化出對立的兩派的慣例一樣，國內政治問題也被“正人君子”們說成是勇敢的道學家同無恥的陰謀家的政治鬥爭。這不僅僅是東林黨人的觀點。在東林黨與閹黨的激烈鬥爭中，許多非東林黨的士大夫也被動員起來了。於是，東林書院學者的觀點，很快就會成為廣大士大夫、特別是各文學社團成員的共同看法，而當時這種文學社團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