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部邊防（第2/22頁）

這種策略也不是無懈可擊。有人曾指責張居正，說他聲稱自己對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於中夏，是“虛辭以欺君父”；說今日把中華之絲綢綺繡變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裝，名為互市，實為姑息養奸。邊防的籌劃者以貿易特權賄買夷狄，夷狄反過來卻用兵威敲詐我們。嚴嵩則被人們視為奸臣的典型，常與李林甫（勾結韃靼出賣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檜（1141年出賣愛國將領嶽飛的宋朝大臣）相提並論。

然而，對北方部落所實行的這種“羈縻”政策，有力地促進了邊地駐軍的膨脹，從而使明朝的軍費負擔因衛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盡管世襲軍戶日漸減少，軍官數量卻不斷增加。14世紀末，京師駐軍只有大約2700名軍官，到15世紀中增至3000名，除祿米外，每年還要領取餉銀48萬兩。此類開支在不斷增長。到16世紀末，正規軍已達120萬人，僅基本開支——如果全額供給的話——就需白銀2000萬兩。其中一部分被用來征招募兵，以彌補世襲軍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餉銀為18兩，若在邊地則外加5兩，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貼。1492年，明朝頒行開中制度，鼓勵商人運糧至邊防，換取鹽引回內地兌鹽經營。但這一制度1500年後便逐漸廢止，致使邊地米價迅速上漲，每擔（60公斤）值銀5兩。邊地所需軍餉當然也要隨之增加：1500年為5萬兩，1573年增至280萬兩，1586年又增至360萬兩。這項龐大開支，需由太倉府庫支付。16世紀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倉納銀，其白銀儲備通常能保持600萬兩。但由於邊地軍餉不斷增加，16世紀末為征討韃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亂和幫助朝鮮抗擊倭寇，又花去1200萬兩，太倉儲銀也很快消耗殆盡。至1618年，太倉儲銀只剩下了12萬兩。就在這一年，後金大敗明軍，攻占了撫順，明神宗不得不解開私囊，來填補兵部的50萬兩赤字。（當時東禦府儲銀仍有300多萬兩。）

為應付這些不斷增長的開支，明朝又開始加派賦稅。1619年，加派遼餉，稅率約為9％，除京畿皇莊外，全國各地都要交納。由此額外征銀520萬兩，但僅夠支付遼東一邊18萬軍隊和9萬戰馬的費用，而無法顧及九邊中的其余八邊。此後幾年中，整個邊地軍費仍在持續增長。米價也不斷上升。從1520年到1620年，米價翻了一倍；從1620年到1644年，又上漲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遼餉稅率，向全國特別是江南地區進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漢族邊民與滿族奴隸

此時，明朝關外駐軍的編制，同原來的衛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內地軍隊，也由照例任職10到12年而不遷轉的將領直接統轄。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權威，變成純粹的文書處理機構。旨在實現相互牽制與平衡的三司分權的地方軍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員去“巡撫”某一地區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後，這些巡撫又成了常設的地方長官。巡撫之上又有總督軍務，通常由文職大臣充任，但在其轄區內兼有財權和軍權。

在沿邊各地，這些總督又逐漸演變為地方最高長官。當關內軍隊不再由昔日的軍戶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時，東北地區仍存在軍戶，其中許多人是來自山東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時他們已與遼東人大致同化了。這些遼東軍戶或經商，或務農，但主要身份仍是軍士，並逐漸發展為一種武人階層。其將領皆父子相襲，朝廷的任命不過是例行程序；下級軍官統領著由家丁組成的私人武裝，又與其上級軍官形成依附關系。朝廷在如何對待這些武人家族及其軍隊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有些大臣，像16世紀80年代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和17世紀初的遼東經略熊廷弼，認為穩定邊防的唯一辦法是承認甚至鼓勵他們的存在和發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員，則反對這種將導致權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國子學的官員還將他們比作唐末的軍閥。只要明朝不對東北作過多幹預，遼東武人便依然忠於朝廷；但中央集權卻因此而削弱了。當然，嚴格的文化歸屬觀念——夷夏之辨——一直占優勢；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邊地武人逐漸發現，夷狄部落的軍事首領比明朝皇帝的文職大臣與他們更相投合。事實上，作為邊民，他們已形成了自己的社會。

漢族邊民與夷狄部落之間，並無明確界線，因而雙方相互同化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衛、所，多由蒙古人組成。同樣，1369年在甘肅被明軍擊潰的元朝軍隊中，也有漢族士兵。直到16世紀，還常有漢人投奔蒙古，為其充當顧問，或從事外交活動。嘉靖年間，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尋求保護的白蓮教徒便多達數萬。在東北，滿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許多漢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戰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願歸附滿族的明軍逃兵。他們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滿族對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鮮北邊、西伯利亞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鮮人的接納；另一方面，可能也與遼東居民所固有的善戰、強悍等獨特品格有關。他們使用滿族姓名，遵從部落習俗，實際上已成為境外居民。他們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線，終於失去了漢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語言、習俗和體格等方面，都更接近於滿族人，而與其同胞反相去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