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崇禎朝廷（第3/12頁）

這些書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還推銷社稿，即文學會社成員撰寫的文稿。出版這種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讓日後的考官對後進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過刊布登科社員之名單，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讀者。當時的出版界並不僅僅如黃宗羲所說——是“時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馮夢龍之類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說，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編撰的時人傳記、叢書、詩集等等。當然，詩也是科舉考試的文體之一；但私人或文學社團之所以編輯出版詩集，主要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審美趣味日益提高、詩歌創作日趨繁榮的形勢，創建新的文學批評標準。

明末的詩歌和散文，受擬古派詩人王世貞（1526—1590）等前後“七子”的影響極深。王世貞、李攀龍（1514—1570）及其他倡導“古文辭運動”的文人，背棄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義和15世紀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閣體”，轉而極力推崇秦漢散文和晚唐樂府詩。16世紀晚期的一些詩人，像1584年創建拂水山莊社的常熟學者瞿純仁，繼續發展了這種擬古的唯美主義原則。瞿純仁的書齋中——後來成了17世紀的文學大師錢謙益的書齋——聚集著一群詩文鑒賞家，他們有志於振興古詩，因而常作樂府詩。但一種反對擬古派矯揉造作的勢力，也在漸漸形成。艾南英等人對文風做作的詩人提出了尖刻批評，甚至指斥王世貞的詩作缺乏自然氣息和自發情感。在給詩人陳子龍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寫道：“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王世貞文集），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

當時，並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對王世貞的指責。但到17世紀20年代末，多數文社都贊成恢復劉基、歐陽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這一時期出現的詩社，大多不是高雅鑒賞家的而是文學盟友的群體，以便共同致力於重現詩歌的魅力，並挽救文學和哲學的衰頹。大約1620年，才華橫溢的金壇詩人周鐘創立了匡社，這一名稱本身就表達了上述目標。同樣建於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類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員沈壽民的話說：“吾同術者，臥起相聞，晦明相厲，貶譽相共。”

相互品評詩的風格，只是20年代出現的文學和哲學社團的活動之一。在開展文學批評和砥礪品德修養的同時，他們還共同致力於發掘儒學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以幫助似乎喪失了道德準則的社會恢復秩序。促成這種合作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獨立完成這項重大使命。因為對經典的含義，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甚至偏執的理解。而在學社和書院中，通過討論和講學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發現，則會使社會秩序的恢復成為可能。

在1624年這思想日益活躍的一年中，幾個江南的社團合並成為應社，它以南京所在的應天府而得名。這一事件標志著長江上、下遊各文人群體的聯合。該社實際由兩部分組成：一為南應社，由拂水山社發展而來，以常熟富人楊彝（字子常）為首；一為北應社，以匡社創始人周鐘為首。聯合的倡議顯然是楊彝發出的，所需盤纏及出版費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於虛榮心。據查慎行：《人海記》載：

常熟楊子常，家富於財，初無文采，而好交結文士，與太倉顧麟士（即顧夢麟）、婁東二張友善，以此有名諸生間。

而對二張——張溥、張采——來說，建立應社則是為了某種與之不甚相同的需要。

由於對江南文學界其他領袖人物淺薄的教學及晦澀的文風早已深感不滿，張溥、張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勵，發憤求知，追求對文學與哲學的更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張采就搬進了婁東張溥的書齋。此時，兩人又一起鼓動楊彝，為應社起草了一份社約，以保證所有成員共同針對談禪說“空”的盛行，來澄清義理，並堅持對文學的衰落提出恰當的評論。這就是最早的47名應社成員在盟主周鐘帶領下立下的誓言。為了實現這一誓言，應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員，並出版經典注釋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許多文社一樣，應社很快也卷入了以東林黨同魏忠賢的鬥爭為中心的政治旋渦。特別是1626年，當魏忠賢的爪牙企圖逮捕帶頭抨擊閹黨的原吏部官員周順昌時，應社成員竟參加了蘇州的暴動。

明朝末葉，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運動。在江南各城鎮中，下層士人、商賈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場一切角落的攤商小販之間，有眾多的聯系。當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別是奉命前來統治他們的官吏威脅時，這些市民就會迅速作出反應。1567年，常州首先爆發了生員與市民反對當地官府的騷亂。從此，反對貪官汙吏和橫征暴斂的市民抗議風潮便此起彼伏，接連發生。朝廷將這種騷亂歸咎於民風澆薄，尤其是缺乏對權威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