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崇禎朝廷（第2/12頁）

士大夫的社團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團的出現，和17世紀20、30年代的朝廷黨爭，反映出這一時期上層社會的膨脹，及隨之而來的將官場角逐同社會運動聯系起來的一種新政治格局的發展。上層社會的膨脹，在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即後來的安徽和江蘇兩省，表現得最為明顯。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那裏不僅湧現出許多富商大賈，中產家庭也明顯增加了。

與此同時，生員和秀才的數量上升了15倍，他們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擠入大都市上層社會的行列。這些常常落榜的生員或秀才，在長江三角洲各城鎮形成了新興的引人注目的階層。他們艷麗浮誇的衣著舉止，被當時人們視為性異常或社會異常現象。對此深為反感的李東寫到：“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又作詩曰：

昨日到城市，

歸來淚滿襟，

遍身女衣者，

盡是讀書人。

用來購買華服與戲票，或在蘇州茶館中賭光輸盡的大量錢財，不僅助長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風，也耗盡了這些紈袴子弟之家族的財富，從而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變動。所謂“溫飽之家，則挜債而盤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則糾賭而席其囊橐”。

異常發達的家族——世代顯赫的大戶或望族——必須找到防止衰敗破產的對策。其中有許多做到了這一點。例如，嘉興有90多個大戶，被時人視為望族。它們都能長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財富和聲望延續八代以上。嘉興位於江南和浙江交界處，確有某些經濟上的有利條件，使當地士紳家族比較容易維持下來。15世紀中葉，嘉興府增置屬縣，因而很容易通過在一縣占田而在另一縣落籍的辦法來偷漏田稅。然而，嘉興望族的財富和權勢得以數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采取了這樣一種成功的手段，即為了使自己的家族獲得新的人才與財源，精心籌劃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發戶通婚。例如，以明末出過幾個知名官員而著稱的嘉興沈氏，便常與當地那些有財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發戶通婚。

石窗公（沈琮）擇婿，鮮當意者；一日，抵郡，偶於竹馬戲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詢其師，邀為媒妁。時池州父，布賈也，自以齊大非偶，遜謝不敢。公曰：“毋固辭，吾意已決，異日昌爾門者，必此子也。”歸語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時名位爵祿，悉與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廣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

嘉興的望族也常相互聯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長久不衰的真正秘訣，是他們成功地將貴族文化對下層社會的排斥同他們對新近上升為中產階級的暴發戶的接納結合了起來。

由於明朝末年江南地區科舉名士的大量湧現，這種結合成了望族為維持生存所必備的特征。和其他盛產舉人進士的地區（也許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縣，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晉江那樣只有少數幾個人才之鄉。江南所屬10個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兩百名官員。而且，江南有許多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地區，其士人流動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數重要城市中個別大族的控制。個別城市也不能支配整個江南。相反，整個長江流域這一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到處都有政治名士。他們具有自我認同的強烈意識，又與大眾文化有橫向的聯結。由於他們散布各處，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線和地域隔閡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會的傳統形式——詩社、學社、書院——在這一地區便異常發達。

這些士大夫的社團，不僅體現出上層社會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紀大眾文化素養的普遍提高。數百萬人躋身科舉，為迅速繁榮的出版業造就了龐大的讀者隊伍。書商們不惜重金，聘請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選編八股文集，介紹這種專門用於科舉考試的文體的寫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書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

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書籍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舉人進士，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今乃乙酉鄉試之年，大布恩綸，開科取士。準了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條陳，要亟正文體，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間首領，只得聘請幾家名手，另選新篇。今日正在裏邊刪改批評，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風氣隨名手，文章中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