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危時計拙”（第3/17頁）

吳易的死既沒有終止太湖部眾的軍事活動，也沒有撲滅江南紳士中頑固不移的復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繼續吸引著亡命徒和冒險家。太湖及沼澤地帶以南的地區，即浙江北部，是太湖裏的黨徒征募新成員的一個不斷的源泉。因為這條水路是極為重要的商業樞紐（將商品貨物從廣東或福建往北運送到長江與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這條夾在群山與大海之間的狹長通道外，別無他路），因為這一地區受三個經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當局的管轄（即湖州、嘉興和南直隸），這裏成了各種反抗分子的避難所。清朝官員想直接控制這片禁地，尚需時日。其次，吳易的死也許使得太湖北部的部眾一時群龍無首，但他們很快就從各個部將分別掌管，轉而接受了周瑞的統一指揮。最後，縱然巡撫土國寶於那年7月處死吳易後，在夏末向北京報告時說蘇州一帶景象優雅寧靜，但尤其在年輕的江南文人中間，還是存在著大量幾乎不加掩飾的敵意與怨恨。當時曾發現一些投考的生員將長發藏在帽子下面，還有一個人則公開痛罵土國寶當了賣國賊。預定在1646年9月舉行的鄉試事實上不得不延遲到11月。那年12月，一個來自無錫的名叫王謀的狂生還領導了一次毫無希望的對江陰的進攻，結果被殺。

只要這些事變看起來還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國寶這樣的降清者就依舊滿懷信心。但一當有跡象表明這些事件不過是更廣泛更普遍的不滿情緒的公開流露，他和洪承疇就感到憂慮起來了。特別是當地處南京以南皖浙邊境的溧陽發生了騷亂，復明運動風起雲湧，從淮陽一帶的濱海地區越過大運河向皖北廣大地區迅速發展時，動亂就逐漸走向了高潮。

溧陽、淮陽起義

溧陽起義開始是一場縉紳階級反抗清朝統治的運動，但很快就變成貧民、奴仆和佃戶進行的一場起義，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兩個奴仆領導。叛亂在清人到達南京之前就已開始，到清人試圖控制這一地區十六都的時候，他們發現二潘吸引了蘇南的大批窮人和被壓迫者，並將這些人組織成兩支武裝大軍，稱為“削鼻”黨和“琺瑯”黨，占領了縣城。溧陽本身受到戰火的破壞，不是遭清軍搶劫就是被農民掠奪，“徒余四壁”。雖然南京當局在附近的高淳縣建立了一個“安全”區，但在1645年秋冬之際，他們還是幾乎完全不敢進入溧陽縣，只有讓兩潘控制當地政權。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湯山發生動亂，一個“妖生”帶領當地盜賊進行擄掠，並縱火燒毀了部分地區。與此同時，關於復明分子的水軍在江北淮陽的如臯襲擊清軍的報告也到達了南京，報告又從那裏傳送到北京多爾袞處。

南京的清朝官員了解到，淮陽地區復明黨的活動直接受到一個明朝親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說他是興昌王。這個人以江蘇東北部的雲台山為基地，許多官員都把他與遠在江北的海州、贛榆和邳州的復明分子聯系起來。因此，顯然是他下令進攻兩淮鹽城的，而像鹽工繆鼎吉或當地民兵首領高進忠和王翹林這樣的地痞卻也聽從了這一指揮，於1645年10月襲擊了鹽城。不過，清軍擊退了他們的進攻，並一直追到海州，最終將興昌王俘獲，帶回淮安斬首。

興昌王的死並沒有結束江北地區的抵抗運動。另一明室貴族瑞安王朱誼泐，設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區以及整個淮陽一帶任命了許多復明分子軍事首領和低級官員。當他的軍事顧問朱君召在南京組織了一批策應人員時，瑞安王也與瑞昌王朱誼漇取得了聯系，朱誼漇保證他的部眾合作進攻南方舊都。

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聽到了這一復明武裝即將前來進攻的風聲。朱君召的一個秘密接頭人泄露了在城中策應的密謀，而在30公裏外的龍潭的另一個告密者也說，那個地區的復明黨人在朱誼漇集合下，正與瑞安王暗中交往。當清軍騎哨報告敵軍密布於南京東翼朝陽門外的孝陵衛時，城中的要員們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清軍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這次進攻成為江南、特別是松江地區進一步起義的始發點的話。洪承疇確實統帥著若幹“南兵”，但如上所述，這些兵卒與其說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說是一種負擔更為恰當。“南兵脆弱，全無馬匹，即盔甲、弓箭，俱稱缺乏，尚在設法置備。”他們無法與巴山的滿洲兵（“巴山滿洲官兵，先聲足以奪氣，臨敵足以摧鋒。”）或張大猷的漢軍八旗兵相比，洪承疇輕蔑地將他們擱置於一邊。可是巴山的滿洲兵為數不多，張大猷的漢軍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軍事會議還是決定將這些數量有限的精銳部隊分成兩支。一支在巴山和總兵陳錦的指揮下，東進龍潭，將反叛消滅於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後面，由洪承疇和總兵張大猷統率，保衛南京，抵禦聚集在城外的約有1萬人的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