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面如田字非吾相 第二節（第4/6頁）

有這三條理由，在向皇後看來，其實已經足夠。

卻聽清河又說道：“而且，桑、程二人皆為布衣，以布衣一躍而為太子師，其敢不感奮？”

這又是直指人心的話。向皇後與朱妃對視一眼，二人皆微微點頭。向皇後與朱妃在政治感情上，到底還是偏向舊黨的，這時候聽清河說二人皆為司馬光諸君子所看重，心裏更無顧慮。她們與高太後不同，她們最主要的寄托，便是在六哥趙傭身上。既然已經認可對趙傭有利，二人便下定決心，要竭力促成此事。

而便在當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更加讓向皇後與朱妃意識到盡快給趙傭選定老師的急迫性。當晚亥初時分，皇帝突然高熱發燒不止，昏迷了長達一個時辰。而且，更糟糕的是，除了這個令太醫們束手無策的病外，醫官們更確診皇帝的胃潰瘍病，越發的嚴重了，在當天竟然出現了嘔血與黑便。

田烈武被釋放回家後，每日便安心地在家裏享受著天倫之樂，一面設法籌集三百貫緡線給李渾當盤纏與安家。三百貫哪怕對田烈武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汴京到現在還在流傳著一則笑談——現在《海事商報》報的主編唐坰，當年做禦史準備彈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貫當做路費，才敢上章彈劾的。事實上當然很有區別，眾所周知，唐坰後來是籌錢創辦了《諫聞報》。但這則談資其實離“真實的情況”相差不遠，宋朝官員，無論文武，薪俸都還算優厚，但官員們不僅要養家糊口，還要承擔更多的交際應酬，應付許多的往來借貸，加上當時家族觀念濃厚，很多官員出身時靠著整個家族的扶持，發達之後也不免要回饋家族，比如掏出錢來在家族建立義倉，興辦學校……即使是中高級官員，如果為官清廉，也會有財政狀況極不健康的情況出現。象田烈武這種，剛剛晉升為中級武官未久的，雖然較之當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實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換一座大點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開銷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軍餉，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沒俘獲，部屬有什麽困難，他還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濟，雖然因此甚至得軍心，但是錢袋子卻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渾卻比他更窮——到此時，田烈武才知道李渾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雖歷代皆為班直，但因為他為人任俠豪爽，父兄又先後都在宋夏戰場犧牲，因此家裏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外加兩個侄子、一個侄女共八個小孩要養活外，也是窮得叮當響。他轉任軍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裏既然窮，升官的機會就少，而軍法官俸祿較曾通軍官要優厚些，於他家的窘境，總是不無小補。這番被貶，於李渾家實是一次重大的打擊。李渾平素在京師的那般朋友，這會都躲得遠遠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頭出身，自然知道這些沒有盤纏的被貶斥的官員，在路上會是什麽樣的境況。兼之李家這種境況，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沒奈何下，亦只得東拼西湊，替李渾來籌集路費與安家費。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觀這些人，好在田家在開封府的衙役中間，還是有點名望的，田烈武雖然倒了黴，在家閑置，但畢竟大大小小還是個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還不至於象李渾的朋友那麽勢利，一人幾百文幾貫的湊，竟硬生生是湊齊了這筆錢。

送走李渾之後，田烈武更加無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衛步軍司點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裏閑逛，每日裏在茶館喝茶聽報。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橋街附近，發現一座規模宏大的“劉樓藏書閣”。

在此之前，田烈武並不知道，劉樓藏書閣早在熙寧十五年的時候，便已經超過白水潭圖書館，成為汴京乃至整個大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

其時在桑充國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戰爭不斷的情況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開支，也是逐年上升的——雖然比起龐大的軍費開支，那是根本不足一提；但畢竟也是在進步。早在熙寧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歐陽發便率先提出“識字率”的概念，倡導官府應當要全力提高識字人口的比率。在歐陽發去逝之後，桑充國與程頤便接過了這個火炬，桑充國在《天命有司》中，更將之視為政府當然之責任與義務，不容推卸。程頤則將這些概念，納入他哲學體系中“道”的範疇，加以鼓吹。這些鼓吹，其實暗合了熙寧十五年後，宋廷中那股反對繼續戰爭，主張休養生息的政治勢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後，民間普遍的厭戰情緒。在種種壓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調查全國範圍內（不含剛收復的靈夏地區與海外領土）的識字率與男童就學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