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漢的春天

1938年的春天終於來了，武漢三鎮景色明媚，但風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後一周，蔣介石曾給不知所措且抱僥幸心理的宋哲元發了一份電報：“盧案（指盧溝橋事件）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能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絕無已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古老中國的說法，當蔣介石說出這一番話時，證明他確實失去了與日本周旋的耐心，因為他無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鬧出什麽事。正如上海戰期間陳誠赴任前敵總指揮時跟蔣說的一席話：“東京的內閣不能約束軍部，這已經導致變局隨時可以出現，而軍部本身又沒法約束其激烈分子……”

開戰半年來，在日軍強悍的戰力下，孤軍作戰的中國，就真的存在了一個玉碎的可能。

開戰四個月後，也就是淞滬會戰結束時，當何應欽把一份中國軍隊傷亡的數據單拿給蔣介石時，後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1戰區死傷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2戰區死傷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3戰區死傷187200多人。

僅僅四個月傷亡就如此之大，一年過後呢？兩年過後呢？五年、八年過後呢？

最要命的是此時國際形勢絕難判斷，中國必須要有長期孤獨抗戰的準備。在歐洲，德國已經開始伸懶腰，意欲一雪凡爾賽和約之恥的希特勒的擴軍備戰已經公開化。英國和法國在提心吊膽中自顧不暇，對遠東的中日戰事毫無興趣。至於美國，也僅僅是在道義上站在中國一邊。而且，作為戰略物資的石油和鋼鐵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開始對日禁運廢鋼鐵，直到轉年8月，才實施包括石油在內的全面禁運）。此時唯一給中國軍事援助的是從自身利益考慮的蘇聯。至於跟中國一度關系密切的德國，並不想為中國開罪於日本，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和斷絕軍火往來是遲早的事。

所以說，多少年後人們可以講“堅持抗戰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見蘇聯志願航空隊的飛行員時，面對一人的提問，蔣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將失敗”。

武漢的花已經開了，很多國人在這個春天還看不清前方有什麽樣的景致，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正如那個英國人在《雙城記》的開頭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況下，幸好中國這邊有“通過空間換時間”這樣一個持久戰的定策。

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國共雙方高層都認識到持久戰的重要性，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正如陳誠說的那樣，如果沒有這個戰略的話，只能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頂多在南京失陷之後，我們早就簽訂城下之盟了，哪裏還有什麽同盟國之可言？”

蔣介石的性格特質在此時也確實起到了作用。“優點是意志堅定”，在“忍辱負重”方面超於常人。這是多少年後張發奎對蔣介石的評價。淞滬落敗，南京又陷，雖然很多人從沒有過屈服的想法，但畢竟局面叫人沮喪，一些人也確實動搖了。為此，蔣介石說了這樣一句話：“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對蔣來說，除了堅持抗戰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國際風雲的變化。在德國和日本都在壯大的情況下，美國和英國以及蘇聯會怎麽應對？珞珈山下的蔣介石大約相信，一定會出現一個讓人驚異的變局，雖然他不知道這個變局什麽時候出現。

這一年的春天，武漢已經成為中國首席焦點城市。

從地圖上看，武漢居於中國的心臟部位，靠著浩瀚的長江，京漢線和粵漢線又在這裏銜接，是當時中國無可爭辯的陸路和水路交通樞紐。

作為辛亥首義之地，武漢三鎮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發了全國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摧毀了滿清王朝的統治，中華民國得以建立。1927年，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將這裏作為正式的首都，雖然只有5個月，但已說明這座城市在民國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雖然1937年10月國民政府就作出遷都重慶的決議，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鎮重慶外，更多的機關實際上都聚集在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就不用說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實業部、資源委員會……此時的武漢實際上已經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