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迷失東京

前面說過，南京戰前後，納粹德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派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日本為此開出停戰條件，但最終被蔣介石拒絕。希特勒有點窘，隨後叫陶德曼繼續調停。其實，德國人所謂的調停，就是互相傳話，所起到的僅僅是個傳聲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後，東京又拿出一個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國民政府承認所謂的滿洲國；第二是中國放棄抗日政策；第三是在華北和內蒙古設立非武裝區；第四是華北特殊化（建立一個“更自主”的政權）；第五是內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華東設立非武裝地帶，上海由中日共同維護治安；第八是“中日滿”經濟提攜，簽訂經貿礦產等方面的協議；還有最後一條，那就是向日本賠款。

中國何以答應？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認真地等。這是日本人的特點。他們給出的最後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後期限到達前4天，東京開了個禦前會議，參加者除昭和天皇外，還有陸軍參謀本部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海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親王、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內務大臣末次信正、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

首相近衛文麿沒參加，因為正趕上生病，但天皇急著開，所以沒等他。

會上表現得最搶眼的倒不是軍部的人，而是內務大臣末次信正。此人來自海軍，入閣前曾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

這個會幾乎成了末次一個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說。

在末次的鼓動下，會議最終提出：在中國“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開啟兩國談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國不來求和，東京就將扶植一個新政權，不再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

1月15日到了，中國沒理睬日本。

當天上午9點半，東京召開緊急會議。

這一次近衛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語的他似乎已確信自己決斷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國民政府談判，但派出的特使卻被軍部的人抓回了東京。他這個首相能幹點什麽呢？

外相廣田覺得，這事本應該中國向日本求和，現在搞得像日本求著中國講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觸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將其徹底甩在一邊。

軍部則認為：還可以再等等。

講話的是求穩的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

總長載仁親王則在沒話找話，問：“我們的方案有很多條，能不能保證一條條傳達到中國那邊呢？”

近衛首相一言不發。這不是第一次了。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麽。

多田認為，現在否認蔣介石政權的存在是愚蠢的。因為那樣的話，只會繼續把蔣介石政權放在日本的對立面。跟石原莞爾一樣，他希望盡快結束戰爭，同樣認為日本首當其沖的戰備任務是對付蘇聯，至少陸軍看來是這樣。在會上，他提出一個問號：開戰之初提出的“膺懲南京政府”到底是什麽意思？

多田繼而問陸軍大臣杉山：“‘膺懲’到底要達到一個什麽目標？僅僅叫中國屈服嗎？如果中國不屈服，怎麽辦？當時有沒有人想過？把戰爭一直打下去嗎？一直打到中國屈服嗎？這次戰爭的目的就是要中國屈服嗎？”

多田幾乎快說上繞口令了。

開會的人互相觀望，沒人能回答出來。

在那個年代，日本的決斷，不是來自於一個如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也不是來自內閣，而是既有內閣因素，更有軍部因素。比如，後來接替廣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當年一直沒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說一定要想辦法結束中日戰爭，只要有第三國調停，日本就會考慮方案。但宇垣說了沒兩天，升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說：調停？別開玩笑了，日本不會停戰，也不會接受任何調停，一定要繼續打下去，直到把中國打得起不來。這是板垣的原話。

而軍部因素又分陸軍因素和海軍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陸軍內部，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觀點又不一樣，更別指望東京機關和一線日軍的觀點一致了。

在會上，多田靈機一動，提出個新方案：我們是不是可以拋開德國人，直接找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再深度探詢一下國民政府的意思？

沒什麽人應和他。

廣田外相和末次內相都強硬地認為，必須立即終止跟國民政府的交涉。

廣田質問多田：“以我的外交經驗，現在的中國是沒有誠意的！閣下是否不信任作為外相的我呢？”

多田還沒回答，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起身說：“政府是信賴外相的。如果陸軍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內閣，那麽內閣只能全體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