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漢的春天（第2/4頁）

這幾個月，中國的機關、實業、物資、人才向大後方的轉移一直沒有間斷。

如果說故宮國寶的轉移是其一，那麽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轉移，就是教育人才資源的轉移了。中央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已遷到重慶；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則遷到成都的李莊；浙江大學遷到了貴州遵義，北洋工學院（天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遷到了西安；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

不僅人在遷移，動物也遷移。當時，中央大學農學院有一批從國外進口的畜類和禽類，是上課時需要用的研究對象，為了把它們轉移到四川大後方，學院的教職員工護送著這批雞、鴨、兔、羊、豬、牛開始了一次艱難而奇異的旅行。當校長羅家倫在重慶看到這批動物時，一時間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當我和這些南京‘故人’異地重逢時，心中一面喜悅，一面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感慨，不禁熱淚奪眶而出了。”

當然，最著名的遷移，還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長沙臨時大學。為安全起見，也讓這批教授、學生有安全安靜的研究和讀書環境，政府叫他們再遷雲南昆明。就這樣，三所大學分幾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黃師嶽將軍的率領下，師生們組成“湘黔滇旅行團”，一千多人徒步從湖南跋山涉水，經貴州到雲南，在那裏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倭虜，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

從1937年秋冬，政府機關向武漢轉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賢達、各界名人雲集而來，一時間，武漢三鎮成為1938年中國抗戰氣氛最濃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人也來到武漢，參加抗戰會議，商討相關事宜。1938年春八路軍在平漢線、同蒲線、正太線上開展的破襲戰，已叫日軍吃了不少苦頭，配合了正面戰場的抗戰。後來打武漢會戰，日軍放棄順著平漢線推進的計劃，當然跟花園口黃河決堤有關，但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說的華北的“治安問題”。這裏的“治安問題”，指的就是八路軍在敵後的不斷襲擊。

針對戰局變化，軍委會重新劃分了戰區：

第1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在河南平漢線和隴海線中段作戰；

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山西作戰；

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長江以南的安徽、江蘇和浙江作戰；

第4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在廣西和廣東作戰。何應欽掛名，實際由余漢謀負責；

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山東和蘇北津浦線、隴海線東段作戰；

第6戰區和第7戰區撤銷，同時在甘肅、寧夏、青海、綏遠增設第8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介石兼任，實際由朱紹良負責。

新戰區建立之日，蔣介石致電各省政府主席及戰區司令長官：“凡戰區內或鄰近戰區地方之縣長、專員及其他負有地方責任之官長，一律不準擅離治區，不得托故先離縣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軍法懲處！”

此時從上海和南京撤下來的部隊都處於緊張的兵力補充和訓練中。

在武器彈藥方面，蔣介石一方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國圖紙）步槍的制造；同時，增加了向當時第一軍火出口國捷克的訂貨力度，中央軍的很多部隊都換了裝備，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槍和機槍大量配備軍中。年初時，蔣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裝甲兵團擴編為第200師，轄兩個戰車團、兩個摩托化步兵團和一個戰車防禦炮團，副師長和參謀長分別是從南京潛逃出來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蘇聯購買的87輛9.5噸級重型戰車以及從德、美購買的500多輛軍用卡車（由廣州上岸運至內地）裝備該師。

進入1938年，日本陸軍航空兵、海軍航空兵對中國內地城市的轟炸開始蔓延：西安、鹹陽、寶雞、蘭州、天水、洛陽、成都乃至寧夏都遭到日機的襲擊。其中位於西北腹地的蘭州是首要目標，因為新疆到蘭州到西安這趟線，是當時蘇聯援華的通道，蘭州屬於中轉站。至於對重慶的轟炸，因為天氣的原因一直在延遲。

中國空軍方面，筧橋航校已經遷到大後方的雲南昆明和廣西柳州，繼續培養飛行戰鬥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戰中，中國的飛行員已戰死大半，戰機也損失殆盡。不過，現在又接收了一批來自蘇聯的戰機（伊-15、伊-16戰鬥機156架、SB-2轟炸機62架、TB-3重型轟炸機6架），這些飛機立即被裝備到中國空軍的4個大隊（第1、2大隊為轟炸機大隊，第3、4大隊為戰鬥機大隊）。與此同時，又來了一批蘇聯志願飛行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