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學習明治維新：袁世凱最終將大清引向立憲改革（第3/8頁）

應該說老袁的這次地方自治試驗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雖然事先不斷造勢，但老百姓看熱鬧的很多，真正參與的較少。很多場次的選舉最後還是淪為多被士紳和富商操控，這並不是袁世凱願意看到的，但鄉村的勢力一直由士紳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當村長，否則他們一定會讓選舉變味，老袁一時也無能為力。我們還是要為他的這次嘗試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紛紛依據老袁的模式和經驗，把選舉推廣到鄉一級，成立了鄉議會等基層民主選舉機構。

盡管很有瑕疵，但老袁並不知道，自從洋務運動以來，改革一直被理所當然地認為只是城裏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凱有效地將改革貫徹到農村一級，他應該是千百年以來，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權力意識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識帶給了最基層、最普通的山野農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別於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等人。在鄉村推廣選舉之前，袁世凱已經聯名上奏朝廷廢除了科舉。廢除科舉，然後搞選舉，這引領專制王朝向近代化轉型的一套組合拳，也給了那些擔憂寒門再難出“貴子”的鄉野子弟一個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凱並沒有辜負慈禧當初的期望，他已經成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們中擁有越來越高的威望，已經把以天津為中心的直隸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樣板地區”，又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官員慕名前來學習取經（“四方之觀新政者，冠蓋雲集於津”），以先改的帶動後改的，達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說，老袁大部分的舞台，還是在直隸，就在天津進行選舉之前，他曾經在朝廷推動和主導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立憲改革，然而，這一次的改革不僅讓袁世凱焦頭爛額，也將成為大清命運的拐點！

袁世凱推動五大臣出洋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到了日本。在這裏，他親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憲，這是一種既保留皇帝，又頒布憲法，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維新最核心的內容，也是日本能夠迅速崛起的終極秘訣。發現這一點之後，老梁辦起了《新民叢報》，由於從報紙的撰稿、編輯到出版發行都是梁啟超一個人，是老梁自己的媒體，所以也可以稱作他的“自媒體”。梁啟超的見識和文筆還是不錯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謂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明治維新後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揚和普及君主立憲知識，這些文章再通過各種途徑流入到大清國內，大家終於發現了一個事實：在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強國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憲國家了。作為君主專制的帝國，無論是沙俄還是大清，它們的黃金時代都過去了，卻還要攜手一起，與世界潮流為敵，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卻在安慰中更加落伍於世界，直至都在國內滿目瘡痍。面對革命運動的暗流，看來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變，進行一場真正適應世界潮流的根本性變革。

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發展成了“立憲派”，他們呼籲朝廷參照日本模式實行君主立憲，這些人包括國內外的留學生、東南沿海的實業家、士紳以及個別朝廷官員等等，從這個時候起，當年的“維新派”終於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一個共同的奮鬥方向，以前只知道要“變法”，到底如何變，那是各有各的說法，康有為和梁啟超也經常像一只無頭蒼蠅一樣，一天一個想法，而現在終於發現了打開大清改革之門的那把總鑰匙——憲政。這是很不容易的，它經歷了戊戌變法時期的失敗，經歷了失敗後的流血，經歷了流亡海外，此時的康梁也許才發現，對於一件從沒幹過的事情來說，第一步也許不是全面出擊，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煉出一個明確和具體的目標。

接下來就是八國聯軍之亂，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機進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凱成為改革的帶頭人，成績令人矚目。1904年6月，民間立憲派的領袖人物之一、大實業家張謇給老袁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動立憲，張謇很清楚，雖然立憲的思潮和輿論已經很熱，但如果沒有朝廷實權人物的推進，那也只是思潮和輿論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們還是再等一等吧（尚須緩以俟時）。

袁世凱在等待那個時機，那個對於朝野來說“救亡”危機最嚴重、民間輿論也最強大的時機，這就是日俄戰爭的結果。此時日俄已經開戰，俄國和大清一樣，都是君主專制國家，日本卻是學習的目標，如果日本取勝，立憲國戰勝了專制國，說明君主立憲確實要比君主專制“強”，這對於一直飽受洋人欺負的朝廷來說，將是不小的震撼，也無法拒絕這樣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