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袁世凱為何反對立憲學習明治維新？（第5/7頁）

如此一來，袁世凱設計的責任內閣就已經有了近代“責任政府”的意味，它與皇權相互制衡，也和之前的軍機處有了根本區別：正是因為“產權”與“治權”逐步分開，逐步走向公開政治（可以問責，可以倒台），以及分職專任等等“責任”的確立，有助於改變幾千年來從官到民的“官本位”思想，有對權力的限制，才能減少對權力的崇拜，讓權力不再天然是真理的代名詞；有助於讓政治不再是神秘之事，甚至不再是神聖之事，政治原本就應該以處理老百姓的俗務為重，就為老百姓的“過日子”服務，而不是你陰謀我，我算計你，你整我，我鬥你。

原來，讓政治變得世俗，才會最終讓政治得到該有的尊重；讓政治回歸平常，就是讓政治走向了正常。原來，之前老袁和其他幾位大臣上奏廢除科舉，正是和這次以設置責任內閣為核心的改官制互為配套——只有從制度上去除做官的神聖性以及讀書只能為做官的途徑，才有助於最終建立一個工商業和經濟充分發展的世俗社會，讓一貫強勢的政府，向世俗社會低頭，最終成為真正的“責任政府”。

當然，相信眼尖的人也已經發現了，這個方案中雖然規定皇帝可以直接任免和接見內閣總理和內閣大臣，但皇帝還是由過去的直接管事變成了間接管事。借用自古以來那句著名的話，現官不如現管，皇帝仍然有被內閣總理架空的可能，而且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一旦責任內閣成立，內閣總理自然屬於奕劻，而其中一個副總理自然非老袁莫屬。奕劻同志一向是“神仙王爺”，只貪銀子不管事的，拿銀子喂飽奕劻的袁世凱就會成為事實上的內閣總理。老袁啊老袁，其實朝廷中已經有說你“假立憲、真專權”的傳言了，你如何真正洗脫自己的嫌疑啊。

袁世凱是個聰明人，他始終關注自己和他人的現實利益，他的現實就是從結果出發，先考慮怎麽創造條件，並不注重形式和過程的細節完美，根據條件一步步達到目標。也就是說，他不會把前進的姿勢也當作了前進本身，只要能達到目的地，哪怕是爬過去也是願意的，作為這輪官制改革的領導者，老袁很清楚，他不僅需要為改革本身設計一個好方案，也必然要把自己盡量超脫於私利之外，用這份方案本身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識，趁此時機壯大改革陣營的力量，這才是他該考慮的事情。面對權力的時候，朝廷中沒有人是傻子，塞進了私利的方案絕對不可能蒙住慈禧那雙厲害的眼睛，也絕對不可能在那些老油條大臣中爭取更多的同意，老袁需要的是讓改官制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關起門來為自己計算，這一點他還是分得很清楚的。

於是，為了進一步限制責任內閣的權力，老袁的改官制方案還涉及了其他的方面，這種設計從內涵來說，它正是對當時西方憲政體系的一種有意模仿和學習——三權分立！

責任內閣並不是終點，老袁的方案繼續向著君主總攬下的三權分立挺進。司法權屬法部和大理院（由原來大理寺改組），它們是獨立的，不聽從政府（責任內閣）的命令，也不受政府的幹擾，只對皇上負責——至少從組織層面上，司法權已經分立了。

立法權應該屬於國會，但在大清目前的國情下，正式的國會是很難召開的，這是大家的共識。在一個有著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如果明天突然成立一個“國會”，老百姓就真的能夠去“立法”讓大小官員去遵守，那才叫亂了套。既然正式的一時難以成立，老袁的設計是：先在京城設立“資政院”作為過渡。那麽，它到底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如果袁世凱不解釋清楚，大家的疑慮是無法消除的。

在老袁拿出的方案中，資政院就是“專門讓百姓們說話的場所”，以後百姓們有利益訴求或者對官府有建言，都可以並且只能去資政院進行申訴和表達，如果不是經由資政院，朝廷一律不受理。如此一來，朝廷傾聽了群眾呼聲，民間利益的訴求有了出口，對政府形成一定的輿論監督，老百姓行使了一定的議政權力，對官府有建言和建議，先讓老百姓敢於參與和議論政治，敢於對政府問責和追責，然後從“說話”向著“立法”過渡，將來逐步開設國會、制定憲法。

除了作為國會的預備和過渡之外，老袁還有結合大清國情的更加現實的考慮，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百姓們目前確實“民智未開”，但隨著改革的推進，他們的權利意識實際上也在逐步增強。而自從新一輪改革以來，朝廷花了很多的錢，加捐加稅，加重了百姓們的負擔，民間已經出現了要求收回抵押給洋人的鐵路、煤礦，聲討地方督撫不作為的聲音。據他的判斷，這種情況今後會越來越嚴重，如果都讓官府去處理，會讓官府應接不暇，影響正常行政，朝廷最好專門設置一個讓老百姓“說話”的場所，讓民間輿論化散為整，讓民間的利益訴求有個出口，有合法和便利的渠道傳遞給官府，以便將來不會鬧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