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第4/22頁）

康、梁等人的言行如此協調一致，當是經過協商。如他們擔心西太後和守舊黨拒不還政，為了減少阻力，降低列強出面幹涉取得成效的難度，提出贖買對策。康有為向英國人建議:

西後之廢立，但為群小所牽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國剴切解諭，與之立約歸政，請皇上待以不死，厚與數百萬之供給，亦非不歸政也。[29]

梁啟超的主張與之相同，陳說則更為詳盡，認為政變並非盡為西後之初意，而是滿洲黨擔心改革不利於己，必須去皇上，才能阻止改革。

今若驟脅逼之，使歸權於皇上，彼將恐皇上復權之後，必不容之，則必以死力相爭矣。且如此則友邦之措詞亦甚難也。今若能與英、米同仗義幹預，令其歸政，而復合敝邦每歲出五百萬金之俸以供給之，諸國為之認保，然後可責之大義也。西後之見識，惟知有縱欲、娛樂耳，其攬國權亦為娛樂計也。苟既給以厚俸，有諸國為之認保，彼既有娛樂之可圖，加以仗義執言，外之有友邦之義舉，內之有志士之同憤，彼或不敢不復權，然後事可圖也。[30]

英、日等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在華利益，防止俄國的勢力因親俄守舊派掌握政權而坐大，以不同方式保護被追究處分的變法派官員和紳士，也設法阻止當朝執政謀害光緒的企圖，一些朝野政治人物甚至謀劃過改變政變結局的可能性。據說日本的大隈重信、犬養毅和矢野文雄，就曾為光緒謀復權之策。但要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出面甚至不惜使用包括出兵在內的政治手段為復辟開辟通道，則牽扯過大。況且，英、日兩國朝野之間對於中國的維新變法和政變的相關各派，看法並不一致，有的認為康有為的改革過激而西太後不至於全面倒退，政變只不過使改革的速度有所放緩。當權者尤其慎重，其采取何種對策，主要還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31]

英、日等國政府發現慈禧很快便控制住了局勢，而且並沒有如康有為等人所指陳的，采取排外的政策，於是非但沒有出面為帝黨和變法派討回公道，反而很快開始協調與清政府的關系。9月30日，俄國駐倫敦大使斯塔利報告外交部:

最近兩周，英國對中國的態度完全改變了。政變後之所以立即散布開來的惶惶不安的情緒，主要是由於事件發生得突然，從而引起了驚訝心理。現在情況已經大白，慈禧太後過去執政時期的經驗表明，沒有理由可以預料她將會敵視歐洲人到底……英國人總是本著他們做事情的慣例，搶先站到勢力最強的一邊。……倫敦內閣對於北京這次政變從一開始就非常審慎，看來它現在是把這次政變看成中國的內政。

其後，英國駐華外交官因為得到來源各異、判斷不一的報告，對於形勢的估計有過一些波動，但基本趨向是穩定與訓政者的關系而不是改變它。11月5日，巴夫羅福報告俄國外交部:

英國迅速地改變了對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劇地轉向慈禧太後及其同黨一邊，日本目前的態度極端審慎和矜持，這些看來已經使康有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32]

第二節　歸政

政變當局對於英、日等國幹預中國的政局，保護變法派和阻撓廢立雖然感到幾分惱火，但種種跡象表明，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和互相猜忌，清廷與外強的緊張關系逐步緩和，形勢並未像康有為等人所期望的那樣發展，反而越來越不利於他們自己。

在地方重臣和外強的雙重壓力下，政變後的當朝執政擔心事急有變，不得不設法調解與各方的關系。既然光緒的生死存亡成為焦點，首先就從這方面做文章。10月16日，奕劻等人主動告訴英國公使竇納樂，他們知道關於光緒健康和陰謀殺害他的謠言，並正式通知竇納樂，光緒的健康大為改善，且常和西太後一同聽政；西太後並不完全反對改革，不過以為中國的準備條件不夠，不適宜於像光緒那樣操之過急而又規模過大的改革；還詢問如何使目下動亂的情形平靜下去的辦法。竇納樂建議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的健康證明書。盡管竇納樂預料他的建議不會被執行，奕劻等人還是極力表示贊同，並要求其代為辟謠，確保謠言是假的。[33]此舉雖然是迫於各方壓力，卻表明當朝執政的一種意向，即他們的確很想改變外界的看法和自身的形象。兩天後，清廷果然安排了法國使館的德對福（Dr.Detheve）醫生為光緒診視，診斷書公布後，有關傳言逐漸平息。

榮祿是戊戌政變的關鍵人物之一，也是康有為一派全力攻擊的主要對象，他對官場權術相當稔熟，鼓動政變者是他，陰謀廢立者有他，設法調和者也是他。10月中旬，在華西方傳媒稱：“據我們所聽到的，榮祿是在使用他權力以內的一切力量來緩和太後對維新黨的震怒。”[34]《申報》的報道也說：政變後曾列名保國會者防有株連，頗多危恐，言官亦有及之者，“後得榮仲華中堂奏明，康有為本筮仕京中，不能禁京官及公車不與往還，但問是黨不是黨耳。……現今風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顧之力”[35]。政變後慈禧有廢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