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第2/22頁）

所說三電，可以查實兩次。一為張謇擬稿的致總署電。政變時清廷誣指康有為等人進藥毒害光緒，以便一石二鳥，既追究維新派，又加害於光緒。9月25日，清廷明詔急征名醫。10月13日，劉坤一致電總署：“國家不幸，遭此大變，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後我皇上慈孝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社，維系民心。”他還請總署代奏，查照9月間的兩次諭旨，“曲赧康有為等余黨，不復追求，以昭大信，俾反側子自安，則時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圖報無由，當此事機危迫之際，不敢顧忌諱而甘緘默，謹披瀝具陳，伏乞聖明俯賜采納”[5]。在當時環境下，如此表態，的確需要勇氣。據張謇《嗇翁自訂年譜》：“為新寧擬《太後訓政保護聖躬疏》，大意請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無疑貳，此南皮所不能言。劉於疏尾自加二語，曰：‘伏願皇太後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親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肅昔論劉為好幕才，章奏語到恰好，蓋信。”[6]則是電當出於張謇之手。

另一次為陶森甲擬稿的復榮祿電，胡思敬記：

戊戌訓政之後，孝欽堅欲廢立。貽轂聞其謀，邀合滿洲二三大老聯名具疏請速行大事，榮祿諫不聽，而恐其同負惡名於天下也，因獻策曰：“朝廷不能獨立，賴眾力以維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議矣。臣請以私意先覘四方動靜，然後行事未晚。”孝欽許之，遂以密電分詢各省督臣，言太後將謁太廟，為穆宗立後。江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爭。之洞始諾而中悔，折已發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與。坤一曰：“香濤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後圖。吾老朽，何憚？”遂一人挺身獨任，電復榮祿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道員陶森甲之詞也。榮祿以坤一電入奏，孝欽懼而止，逾年乃建東宮。[7]

政變驟起，光緒缺乏可以應對的力量，只能設法保住康有為等人，密詔讓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為則深知沒有光緒作後盾，自己就失去權力來源，因此出逃之前，於9月19日匆匆拜訪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過他們探詢向英、日兩國政府尋求幫助的可行性。[8]救主不及，康有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設法謀求復辟之道。政變後局勢的急轉直下，以及關於光緒病重和廢立的種種傳聞，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開向各省急征名醫，使得康有為等人感到光緒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後草擬的《奉詔求救文》中，康有為強調：光緒親政之時，康強無疾，

乃廢立次日，忽矯詔書，稱四月以來聖躬不適，求醫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鴆毒，雖不可知，而預為謀弑，道路共見。……自古廢立，豈有免於幽弑之禍者哉！此則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憤者矣。近見西報傳聞，立穆宗嗣以為親王，將來少帝，必是晉明，以呂易嬴，用牛繼馬，祖宗血食從此不祀，神州疆土自爾陸沉。

在變生不測，事起倉促的情況下，求助於外強仍是首選，康有為決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為此，他將所奉第二道密詔中“汝可速出外”改為“汝可迅速出外國求救”，為“奉詔求救”的行為張本[9]，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層正統性色彩。

在康有為等人看來，英、日兩國支持變法維新的態度較為積極，因此開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們出面，聯約德、美等國，借助外力保全光緒，並進而迫退慈禧。這方面康、梁無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與英國人士交涉，後者則展開對日聯系。9月25日，康有為與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Baurne）談話時，熱切地請求英國政府拯救光緒，他說：光緒已經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國出面幹涉，一位小孩子將繼承皇位。“假如英國肯派兩百名（？）軍隊幫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執政”[10]。到香港後，又試圖說服英國議員貝斯福相信英國應出面拯救被守舊派幽禁的光緒，幫助他實行變法[11]；並且面晤提督白麗輝，請求援助[12]；還屢次致函李提摩太，請其代向英國求助，主持公義，保全皇上。[13]

9月27日，梁啟超和王照在日本軍艦上聽說《國聞報》刊登光緒病重，清廷明詔征集名醫的消息，擔心光緒不堪忍受或舊黨暗下毒手，致函伊藤博文、林權助，告以“寡君現時閑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環以水，行坐飲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計窮力竭，呼籲無由。若貴邦及諸大國不救之，則為絕望矣”。到日本後，兩人又不斷與日本外務省官員聯絡，“深望貴邦之助我皇上復權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