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會的勤王謀略（第6/21頁）

在這一戰略框架內，梁啟超與康有為討論舉兵時後者應入何軍，提出開府於廣州、武昌或金陵的選擇。長江流域分為以上海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漢口為基地的林圭，其計劃原不限於湘鄂，除安慶、蕪湖、銅陵外，由於哥老會首領辜人傑等隨湘軍移防南京，以及鹽梟徐懷禮來附，唐才常等又將勢力擴展到南京、鎮江、揚州。梁啟超與唐才常、狄平商議：“若用虎威，兩公入虎穴與否，是一大問題。”不入則事權全在彼輩，而彼不解文明舉動，必壞大事；即使小成，也難以控制。入則勢孤力單，難以接應。“然兩者比較，似入之較為害少利多”。如果徐懷禮與湘鄂的楊振鴻、李雲彪能夠團成一軍作為正兵，梁啟超建議唐、狄二人以一人入之，一人在外觀察接應，並建議入軍後簡其勇誠者練百人作為親衛。[64]

徐懷禮字寶山，綽號徐老虎，庚子年僅35歲，丹徒縣南門內人，向開竹店生意，因犯搶案被當局捕獲，逃脫後投入鹽幫，聚眾萬余，私鹽船700余號。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設立春寶山堂，將素來爭鬥不已的青紅兩幫統一麾下，“時假仁義煽結人心，賑濟貧民，收納亡命。凡營中弁兵被革者，該匪必羅致之，或以資財恤其家室，或派鹽船使其管駕，順之則生，逆之則死”。1900年2月，“忽來二人到七濠口與徐懷禮說話，自言系康有為一黨，聞徐懷禮是個英雄，前來相邀，如願合夥，即與他同到廣東香港見康有為商量，銀子軍火皆是現成。聞徐懷禮已派鄭大發與康黨前往探聽虛實，至今未回”。[65]

康有為決策用兵後，徐懷禮居然別出心裁地致函江蘇巡撫鹿傳霖，義正辭嚴地加以斥責，並通告其準備舉兵勤王的計劃，函謂:

鹿兄閣下：盤踞貴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範為結。足下赫赫重名，當此巨任，而以苟且祿位，因循時日，坐視榮祿等窺竊神器，挾太後以馭天下，而囚我聖皇，獨不聞主憂臣辱之義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詩書之陳跡，然竊信君臣二字之義，較公等為稍明者。且吾與子有何仇讎？公等聯絡二兇，甘心弑主，非仆之所與聞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視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於秋間整我六師，會師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側，而梟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況救吾聖主乎。特此布聞，附呈諭稿。

所附諭稿為以“兩江兩湖兵馬大元帥”名義發布的告示，宣稱:

本帥近奉光緒皇帝密詔：朕自戊戌八月以來，坐受太後淩辱幽禁，慘無天日，其各奸臣榮祿、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謀弑朕躬為事。爾軍民人等世受國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黨，以救朕躬。將此通諭知之。為此特布告兩江兩湖豪傑之士，速速遵詔行事，約於本年秋間，聽候本帥軍令，即率本部人馬會師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側而奠國基，爾公爾侯，爵賞在即，河山帶礪，決不食言。若猶執迷不悟，坐失事機，滔天禍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寶山此舉，不無蹊蹺，等於將自立軍的舉兵計劃公開。當局開始打算“密寄責成江蘇皖鄂各督及李秉衡並請交片奴才轉飭張春發、陳澤霖二軍，不動聲色，設法擒拿”[66]。因為當地“水陸各營多受匪賄，暗通消息，長江水師尤甚。惟此兩軍新募之眾，設有事端，可期得力”。榮祿接報，認為“不便令其辦理徐匪，恐禍激釀為患”。鹿傳霖鑒於“該匪黨羽甚眾，消息極靈，歷年販私，獲利甚厚。以多賄勾通營弁，以小惠要結人心，與各梟爭利互鬥，殺傷甚多，皆投之江中，無人報案。近復向洋行私購精利快槍數千枝，情殊叵測，隱患實深”，決定“不時偵探，其赴香港溝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並密遣妥人，許收重賞優保，授計殲之”。[67]

6月，張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見劉坤一獻策招撫徐懷禮。[68]據井上雅二“從徐的部下一個姓熊的人那裏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時的計策。隨時行動的準備工作已就緒”。[69]但是徐反復無常，詐降變成倒戈，反而協助清軍破壞自立軍的行動，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棄江淮而專注於湘鄂。

自立軍失敗使保皇會士氣受挫，隨之而來的嚴防搜捕又加大了再舉的難度。不過，保皇會人力物力集於兩廣，並未傷著元氣。康有為雖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勛先隕，失我良將”，仍堅持發動，甚至為各地會黨蜂起勤王的傳聞所鼓舞。9月間，他在家書中不斷提到：“得上海電來，知長江上遊三處起，下遊六鎮即發，麻城大軍入河南迎駕。”[70]“幸麻城一軍有十萬人北上迎駕，又湖南藩司錫良所帶偽勤軍為我所襲，力頗厚矣。今變為第二隊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71]“長江有人卅萬，今下遊尚有大力，即決日再起，北上入晉矣。廣西亦有布置。”[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