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4/14頁）

1898年11月，畢永年與平山周抵達上海後，得知唐才常與康有為保持聯系，頗為不滿，但並未因此產生戒心。次年夏，他和湖南哥老會首領同赴上海，繼續與唐才常交往。5月27日，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樹等人假座一品香宴請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張通典、狄平等人，畢永年也在座。[42]興漢會成立後，宮崎寅藏、陳少白赴日途經上海，曾登岸拜訪唐才常於其寓所，並將史堅如托付給他，請其設法引至湖北。所以，畢永年聯絡湘鄂會黨成功的消息，唐才常早應獲悉。

保皇會中對合作一事反應積極的只是梁啟超等人，興中會對於康有為一派染指興漢會的企圖不無警惕。畢永年到港，而合並會未開之際，湖南哥老會首領師襄也從上海趕來香港。師襄字仲吉，瀏陽西鄉人，嘗跟隨譚繼洵仕清，以軍功保都司，任譚繼洵的衛隊長。後棄官隨譚嗣同四處奔走，戊戌前曾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商議，招募百余勇力果敢之士，由其帶往省城黃忠浩營中訓練，以備不時之需。[43]政變後師襄改投唐才常。他素為會黨中人，是哥老會的股肱，興中會懷疑他私通康派，欲將其排斥於會議之外，經宮崎寅藏勸說才改變態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會議前夕，師襄忽然潛往廣東，此行極可能是與當地保皇會或澳門總局接洽，歸來後即詐稱在粵接到急信：“說我黨已在長江一帶起事。目下眾首領皆在此處，而部下竟輕舉妄動，若不趕緊前去領導，只怕要惹起不測的禍患”，使得同寓的會黨首領人心浮動。幸而宮崎寅藏當即指出:“這是別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謠言”，才穩住軍心。宮崎寅藏察覺到師襄“勾結康派，企圖從孫派手裏奪取這些幫會的領導”的用心，與陳少白商議，以托其照顧內地同志為名，將他支走。師襄臨行表白：“心裏並沒有孫、康之別，只願能同心合力早日起義。”[44]

盡管師襄信誓旦旦，他與保皇會的確有阻撓聯合之意。1899年9月19日梁鐵君函告康有為:

師中吉偕湖南志士九人（皆哥老會頭目也）來港，已分往潮州及福建各處，師暫住兩禮拜亦往別處矣。師雲：湖南內地有九萬余人，獨無軍械糧餉，不能舉動，擬候君勉南洋籌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在澳門，何穗田亦曾見此數人，晚生亦見之，然籌款一節亦甚難耳。……諸公到港亦曾識宮崎及少白等人也。惟師則主意極定，外聯宮崎、少白，而內防之。湖南諸公亦深信服師。師且雲：文廷式有異志，欲自立者。師之忠勇可愛，誠不愧復生之友耳。[45]

師襄到港，與參加興漢會的其他哥老會首領並不同路，他所攜湖南志士，如於9月中旬已分赴潮州、福建，則未參與興漢會，是否為同一批人，或梁鐵君函署期有誤，待考。或據此函判斷興漢會成立於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實誤。這樣一來，師襄的影響力要較梁鐵君所說打些折扣。他此去即赴上海，參加唐才常的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過上述途徑得知興中會與湘鄂會黨結盟的確信後，函邀林圭等人歸國籌備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為鄉裏所不容”[46]，1899年7月，應梁啟超之招赴日，肄業於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因費用仰給於粵商，橫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報刊辱罵中國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實行為目的，讀書非其所好，遂向梁啟超請求歸國。恰值唐才常函邀，於是趁機踏上歸途。

11月13日，梁啟超、沈翔雲、戢元丞等人在東京紅葉館為其餞行。是日上午7時，孫中山和陳少白由橫濱趕赴東京，與大隈重信、犬養毅等會晤後，出席紅葉館送別會，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間各人舉杯預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梁啟超還把合作的話，殷殷商酌。”[47]林圭出發前親詣孫中山請益，孫為之介紹在漢口俄商順豐茶行當買辦的興中會員容星橋。[48]這時孫已經接到陳少白、宮崎寅藏送來的印信，是以興漢會總會長的身份與會。而林圭回國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聯絡會黨。所以，孫中山允諾提供幫助，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紅葉館送別會出現於孫、梁合作的高峰期，當時雙方進入洽商聯合行動的關鍵階段。唐才常雖與孫中山訂約合作起兵，只限於殊途同歸。而孫、梁關系不斷受到其他因素的幹擾，在康有為阻撓、華僑中兩派沖突及諸同門掣肘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態度時冷時熱，不僅曾明確表示暫時不願合作，甚至一度“蹤跡不得不疏”[49]。況且梁啟超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見，因而雙方聯合中競爭時起，共事時摩擦不斷。唐才常讓林圭回湘，顯然是想利用畢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強己方實力，與興中會保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