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3/14頁）

英傑聚同堂，詩酒記離觴。從今分別去，戎馬莫倉皇。陳少白詩為:

溫溫其人，形影相倚。昔有書紳，今昧此意。

畢永年詩: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鐘，題此襟裾。

柳秉彝詩:

將相之才，英雄之質，至大至剛，惟吾獨識。

李權傑詩: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貴清閑在一堆。莫羨牡丹真富貴，須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傑詩:

負劍曾來海國遊，英豪相聚小勾留。驪歌一曲情何極，如此風光滿目愁。

張燦（堯卿，名光曦）詩:

久聚難為別，秋風咽大波。柔腸君最熱，離緒我偏多。恨積欲填海，心殷呼渡河。如膠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譚祖培詩:

天假奇緣幸識荊，話別愀然萬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見，且將努力向前程。[34]

湘鄂會黨首領多為粗人，而與會者除楊、李兩位山主外，個個能詩，應是經過刻意挑選，以便與知識人居多的興中會打交道。但這樣一來，代表的權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興漢會成立後，與會者分三路赴兩粵、閩浙和上海，將結果向各地同志匯報。宮崎寅藏放棄了進入廣東的計劃，於10月21日與陳少白離開香港[35]，返回日本，以便向孫中山報告情況，呈獻興漢會會長印信。11月9日，舟抵橫濱，兩人徑往孫的寓所。[36]善於把握機會的孫中山趁勢逼楊衢雲讓出興中會會長的位置。

廣州起義前，興中會內部兩派曾就這一位置的人選安排發生糾紛，楊衢雲雖然當上會長，在海內外的影響卻遠遠不及孫中山，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際社會，都視孫為首領。倫敦被難事件後，陳少白在日本《神戶新聞》撰文《中國的改革》，稱孫中山“是唯一具體把握局勢，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無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謝纘泰即致函轉載該文的《中國郵報》，聲明：“改革派的領袖是楊衢雲”，“孫逸仙僅僅是改革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37]這種名實不符與內耗的情況，不利於興中會的活動和組織發展。孫中山的要求與楊衢雲的讓步，都是順乎情合乎理之事。

第二節　維新派介入

興漢會的緣起，與維新派也有一定關系。戊戌政變後，康、梁等一批維新人士亡走東瀛。孫中山屢次主動前往拜訪，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為拒絕。先此，1898年七八月間，東亞同文會的井手三郎等人與孫中山、陳少白、宮崎寅藏、平山周、犬養毅、中西正樹、菊池謙讓、神鞭知常等頻繁往來，“商議聯合各派力量”[38]，試圖利用變法維新之機，加緊對華行動。因而孫、康合作也一度為日本人所關注支持。無奈康有為十分頑固，擔心與反清人士交往，有損其忠臣形象，危及權力來源。早在政變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孫文黨”而不願相見，並指責引薦的畢永年，令畢覺得“殊可笑矣”[39]。到日本後，康有為又因畢永年先訪孫中山，且不贊成保皇主張，而“頓起門戶之見，閉門不納”。彼此的矛盾日趨尖銳。據說康因畢永年在某報播揚其陰謀，“益深切齒畢”，收買亡命，企圖將其刺殺[40]，雙方可謂勢不兩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得關系復雜化。唐才常雖有種族意識，卻對康有為十分欽佩。戊戌後，他力主起兵勤王，並希望聯合各派勢力大舉興師，遊說孫中山接受兩黨聯合進行的建議。孫表示：“倘康有為能皈依革命真理，廢棄保皇成見，不獨兩黨可以聯合救國，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為首領。”[41]唐才常得到這一允諾，邀梁啟超同向康有為進言。盡管後者固執己見，聯合努力一再受挫，孫中山並未就此放棄。他一面與唐才常訂約合作，一面努力爭取梁啟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問題上並不以康有為的頑固立場為然，比較熱衷於聯合。到1898年11月，興中會與湖南維新派合作的計劃即獲得成功。

謝纘泰從1896年起就與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有所接觸，洽談過聯合與合作。無論從宗旨的分歧程度還是聲望的高下著眼，康有為都寧肯接受楊衢雲而避開孫中山。在謝纘泰的勸說下，他表示贊同在維新工作中聯合與合作。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後，梁啟超等與興中會的交往明顯增多。湖南維新派與興中會的成功合作，對於梁啟超無疑有所觸動。而孫、梁關系的發展，又對唐才常、畢永年的交往產生影響。

唐才常、畢永年二人的宗旨立場明顯有別，因此楊衢雲稱前者為湖南維新派，而後者為湖南革命黨。但兩人都是譚嗣同的舊交摯友，政變後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是要為譚烈士復仇還願，實現其未競夙志。同時，他們彼此也堪稱生死之交。政變前夕，畢永年請康有為急催唐才常入京，與自己同擔捕殺西太後的重任。僅此一事，可見兩人肝膽相照的互信程度。畢永年雖與康有為反目成仇，對唐才常卻深信不疑。而唐才常為實現大舉計劃，既要借重康有為的聲望資財，又要依靠畢永年的會黨武裝，同時還要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以汪康年、葉瀚為首的江浙開明士紳等各種政治派別溝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