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5/14頁）

本來畢永年赴湘聯絡會黨，即與唐才常協商確定，只是他不滿於唐才常與康有為來往，而奉孫中山為領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畢，要拉林圭代為出面。由於唐才常戊戌後並未到湖南從事組織發動，只能提供一紙計劃，而無任何實際準備。孫中山答應與梁、唐合作而非合並，他不會輕易將剛剛到手的組織成果拱手送人。他答應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幫助，而不是奉上興漢會的組織系統。

紅葉館送別會後，林圭當晚乘船前往神戶，與田野橘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時接到唐才常邀請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發”[50]。此四人應為李炳寰、田邦璇、蔡鐘浩、唐才中。宋恕日記載：己亥十月，“晤湖南自東回田、李諸君”[51]。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稱：“唐既有志於湘鄂，以林與會黨素有關系，乃約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國大舉，復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粵人黎科、閩人鄭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學校同學，行動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屬成城學校、東京帝國大學和日華學堂，不能無故離校，直到次年暑假才歸國參與自立軍事。據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自立軍之失敗》記，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鐘浩、長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據黃中黃（章士釗）《沈藎》：“己亥冬，林圭乃返國，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52]而秦力山《說革命》稱:他於舊歷臘月往天津，次年2月，經上海至漢口[53]，似不在同行之列。即使其余四人，所謂偕行也是大概言之。

林圭抵滬後，與唐才常、張通典相會，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後與沈藎及東亞同文會上海支部的田野橘次等一起出發赴湘。11月20日，田野橘次、唐才常、沈藎等曾在上海拜訪白巖龍平，當是接洽赴湘事宜。[54]唐才常於1899年11月21日手書一函，托林圭帶到漢口面呈東亞同文會支部長宗方小太郎，函謂:

茲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擬與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開辦學堂、報館等事。此舉頗系東南大局，至為緊要。必須開創之時，極力沖破，以後舉行諸事，自然順理成章。[55]

此行的真實目的，三年後田野橘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一書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長沙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闐，百貨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場也。爰擬於此設哥老會之中央本部，以為革命之運動。惟哥老會名目，不可公然發表，而為滿清官吏之所側目，故使予開學校，並設新聞社，暗中盛為運動。

他們準備途經漢口時，知會張之洞，利用其為保護。不料“當時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計畫直開反對之運動，以阻撓之不使行”。所謂“三愚物”，當指白巖龍平、宮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據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

頃悉白巖、荒井、宮阪諸君，皆於日內來漢妥商一切，務乞先生與數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會議，謀定後動，但求挾一必行之志，毋為浮議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白巖龍平等人入湘，目的在於乘嶽州開港之機，將大東汽船公司的航運業擴張到洞庭湖，進而與半個世紀以來未經歐洲列強染指的湖南全省直接聯系，開發湖南的對外貿易，為將來與列強爭奪在華利益做準備。這顯然與田野等人欲在湖南聯絡哥老會密謀起義的計劃存在沖突。

1899年12月1日，白巖龍平和荒井甲子之助從上海抵達漢口，與宗方小太郎、田野橘次等人會面。次日，宗方小太郎一行三人著中裝由水路入湘，白巖龍平、荒井甲子之助等候宮阪九郎，定於4日啟程。出發之日，沈藎、林圭“來見，並帶與湖南朋友書數通轉交”，田野橘次還到武昌碼頭送行。此行歷時20天，歸來後白巖龍平即赴上海，又返回日本，運動開發湖南航路。[56]

據田野橘次稱：由於白巖龍平等人從中播弄，“因不能籠絡張之洞，倘往湖南，則予輩之生命，恰如風前之燈，其危險不可言喻”[57]，林圭只好放棄原定計劃。直到這時，唐才常與興漢會的關系，仍是相當表淺的外在間接聯系。誤認為林圭等人一開始就以漢口為目的地，則不免誇大唐派勤王計劃的組織準備程度。實際上，戊戌後唐才常只是短期回鄉省親，因遭頑固黨糾集無賴圍毆，即匆匆離去，並未與會黨建立密切關系。[58]其主要的活動舞台是上海。

第三節　意外之果

田野橘次說：“予於湖南計畫之運動既為三愚物所破壞，其反動之勢力遂轉而成兩方面，一曰漢口之旅館，二曰上海之正氣會是也。”[59]這兩方面都導致唐才常、林圭與興漢會中哥老會首領的加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