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黨（第4/17頁）

康有為後來為了應付華僑的追究，將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在長江、廣西、廣東方面擔當大任的唐才常、陳翼亭、梁炳光等統兵之人，其實保皇會真正重視和全力投入的還是兩廣，尤其以陳翼亭一路為主力正軍。所依靠的力量有三：一是康有為的草堂系骨幹，雲集澳門總局；二是兩廣的會黨、遊勇、綠林，除陳翼亭外，如廣東的區新、傅贊開、林玉、“版築”“三品”等，以及廣西的李立亭、康四、李立及梧州二陳等；三是原台灣民主國內渡官員以及各地原來支持戊戌變法的官紳，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陳寶箴、熊希齡、黃忠浩等。至於漢口自立軍、江淮徐懷禮、山東大刀王五等部，則是呼應的偏師。[34]財政上主要依賴南洋、美洲的華僑捐款。

康有為在人、財、械各方面集中全力投向兩廣，海外籌款由保皇會撥給長江的僅1萬元（另外3萬元由邱菽園交給唐才常），而在兩廣前後共投入了20余萬。這些款項大都為會黨首領騙取濫用，保皇會雖然沒有貪汙侵吞，但缺乏軍事行動能力，組織調度混亂，勤王密謀始終未能正式發動。正因為保皇會的行動重心不在漢口，革、保雙方在此沒有展開激烈爭奪，自立會才能自行其是，與革命黨聯合。以後康有為故意掩飾真相，抹殺事實，令人產生種種誤解。

與康有為不同，梁啟超主張全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大舉計劃。他多次寫信要求澳門總局給唐以財政援助，總局均堅持辦事同門人、打仗子弟兵的組織方針，不予響應。所謂中原大舉，組織上要聯合各派反清勢力，包括與康有為早有積怨的江浙士紳以及孫中山的革命黨，政治上則打出以勤王興民政的旗號，準備廢棄君主專制，視情況舉光緒為總統甚至另舉他人。這與康有為有所區別。康雖然說過“上不能救，則必自立”[35]，也有“定勤宗旨方易辦事”之外“定革宗旨方易集事”[36]的策略權衡，其心理障礙和利害計較使之更為依戀光緒，不肯放棄復辟。

實力不足而靈活務實的孫中山對於聯合不同黨派共同行動可以說一貫態度積極。他從來主張“聯絡四方賢才志士”[37]，早在1895年籌劃廣州起義時，就努力爭取維新派的支持，邀請康、梁及陳千秋等加入農學會。是年3月，孫中山拜訪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恒次郎，請其援助即將發生的起義，聲稱統領有四人，康有為是其中之一。[38]此事顯然是故作大言，也可以反映孫中山對維新派的態度。

廣州起義失敗後，興中會從兩條線試圖與康、梁一派建立聯系。1896年2月，謝纘泰在香港與康廣仁等人會面，雙方討論了維新須聯合與合作的重要性。謝纘泰自稱一貫主張“聯合各黨派，統一中國”，極力勸告各政黨要聯合與合作以救中國。10月，謝纘泰又與康有為約見，討論了中國的政局，同意在維新工作中聯合與合作，由康有為擬定維新計劃大綱。

次年3月和9月，謝纘泰與康廣仁兩度會談，建議召集兩派領導層開會，實行“對王朝和千百萬民眾都有好處的‘和平’革命”。關於合作對象，康廣仁表示:

象孫逸仙那樣的一些人使我驚駭，他們要毀壞一切。我們不能同這樣的輕率魯莽的人聯合。楊衢雲是個好人，我想見見他。

關於政治宗旨，康廣仁強調是“和平”革命，既非親滿，也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運動”。會談後，康廣仁赴上海向康有為、梁啟超匯報有關情況，謝纘泰則寫信通告在南非的楊衢雲。所得到的反應，梁啟超表示贊成聯合與合作，楊衢雲則從南非返回日本。[39]這時維新運動進入高潮，受到清帝重用的康有為等人對興中會興趣不大，盡管康廣仁還想和楊衢雲會面，始終未能如願。

戊戌政變，康廣仁等六君子作了犧牲，謝、康主導的這一條聯合路線遭受重挫。一方面，回到日本的楊衢雲不能不依靠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已經開創的局面，另一方面，梁啟超取代康廣仁，成為維新派主導聯合路線的中堅。兩派洽談聯合的主角自然變成孫中山和梁啟超。由於時勢和觀念有別，在同樣對合作持積極態度之下，梁啟超對孫中山了解較多而成見較少。早在1895年，他就函告汪康年：孫中山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並非哥老會中人，“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訪之，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40]。倫敦被難事件發生後，《時務報》譯載了英國和日本的有關報道[41]，梁啟超答復詢問孫逸仙情況的章炳麟道：“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流也”，“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42]這對於國內有志之士沖破清政府的封鎖和歪曲，認識和了解孫中山，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