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黨（第3/17頁）

由於容星橋的關系，容閎對自立軍可能已經有所了解，但他對素未謀面的孫中山開始印象不太好，“認為孫不怎麽樣，因為他太輕率了”[20]。1900年9月1日，孫中山響應自立軍起義不成，返回日本，與逃避清廷緝捕的容閎、容星橋同船東渡，由容星橋居間引薦，到長崎後孫中山又兩度前往容閎下榻處拜訪，秘密晤談[21]，容閎因而改變成見，表示：“欲幫助孫遂其宿志。”[22]

不久，容閎接到上海密電，於9月7日由長崎啟程赴香港。與孫中山一同前往東京活動的容星橋聞訊，也於9月14日由橫濱赴港。[23]平山周曾於8月20日在上海聲言，預定三周後赴香港舉事，容氏兄弟的行動與梁啟超所說要與孫派在兩廣合作的話，似非偶然巧合。此後，容閎一面繼續為保皇會辦外交，“首途往英、美、日辦漢事，並與英外部訂明”[24]，一面被孫中山舉為代理使職於外國之人[25]，分別成為革命、保皇兩派的外交代表。由於保皇會勤王虎頭蛇尾，興中會舉義雖敗猶榮，容閎逐漸疏遠前者。

主張排滿的章炳麟也一度參與中國國會，早在《時務報》時期，他就從梁啟超處得知孫中山主張武力反清，“心甚壯之”，“竊幸吾道不孤”。[26]但開始對孫中山的評價不高。1899年初，他函告汪康年：“東人言及公名，肅然起敬，而謬者或以逸仙並稱，則妄矣。”[27]意下孫不及汪。1899年7月8日，經梁啟超介紹，他和孫中山相見於橫濱。也許是初識，交談不夠深入，章炳麟對孫中山的看法仍不甚佳。7月17日，他函告汪康年:

興公亦在橫濱，自署中山樵，嘗一見之，聆其議論，謂不瓜分不足以恢復，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謂卓識。惜其人閃爍不恒，非有實際，蓋不能為張角、王仙芝者也。[28]1900年7月29日中國國會第二次集會，章炳麟提出《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主張“不允許滿人入會，救出光緒為平民”[29]，“會友皆不謂然，憤激蹈厲，遽斷辮發，以明不臣滿洲之志，亦即移書出會”，後致函孫中山，稱:

去歲流寓，於□□□君座中得望風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發讀書，始見《東華錄》，即深疾滿洲，誓以犁庭掃閭為事。自顧藐然一書生，未能為此，海內又鮮同志。數年以來，聞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華夏，非斯莫屬。去歲幸一識面，稠人廣眾中不暇深談宗旨，甚悵悵也。

他雖然認為容閎“天資伉爽，耄益精明，誠支那有數人物，而同會諸君，賢者則以保皇為念，不肖者則以保爵位為念，莫不尊奉滿洲，如戴師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

對於興中會的事業，章炳麟也表示關注，寄予期望，“□□處知□□有意連衡，初聞甚喜，既知復以猜疑見阻，為之惘然。時遭陽九，天下事尚有可為，惟為四萬萬人珍攝”[30]

國會成員的政見與方略，雖有“排滿”與“迎蹕”的分歧，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革命與保皇的對立。章炳麟提出《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直接針對參與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張變法的壽富。他說:

本會為拯救支那，不為拯救建虜；為振起漢族，不為振起東胡；為保全兆民，不為保全孤僨；是故聯合志士，只取漢人，東西諸賢，可備顧問，若滿人則必不容其闌入也。[31]

其主張與孫中山的意見接近，但在國會中只是極少數。由於得不到響應，他本人退出，“排滿”與“迎蹕”的矛盾不復存在。汪康年與唐才常的矛盾，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與康有為聯系緊密，勢必引起戊戌變法以前就與康有為結怨的汪康年、葉瀚等人的不滿，擔心康有為歸國，引起麻煩。因此唐才常別創自立會，以防掣肘。

其實，自立會同樣覺得安排康有為是一件棘手之事，只想利用其籌餉，而不讓他出面任事。[32]這種架空康有為的設想，與孫中山、梁啟超謀求聯合時所擬讓康息影林泉的主意驚人地相似，是不謀而合抑或暗通聲氣，值得玩味。由此可見，汪、唐之爭還是派系利益，無關政見宏旨。惠州起義期間及此後，周善培、汪康年等人仍然關注孫中山的動向，表示要予以支持響應。與江浙派的諸多聯系，應是8月間孫中山敢於赴滬的潛因之一。

第二節　興中會與維新派

興中會以及興漢會的勢力影響能夠始終保持，也由於自立軍並非保皇會勤王的主力正軍，康有為等人沒有重視（或許尚未意識到）在自立會方面與革命黨的競爭，梁啟超則支持各派的聯合大舉。

勤王動議最早由唐才常提出，他主張在長江流域聯合各派大舉起義，宗旨和組織均采取兼容並蓄之策。本來康有為沒有大規模動武的勇氣，流亡之初，寄希望於列強幹涉，以助光緒復辟，後來知道“與日本社會相合，而政府未必肯聽其請……然至此亦悟無兵枋者之不能變政矣”[33]，才順勢打出勤王旗號。不過，康有為和保皇會澳門總局對唐才常聯合大舉、南方自立計劃的反應不甚積極，而另行制定了一套兩廣起兵，襲湘攻鄂，席卷長江，直搗京師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