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黨（第2/17頁）

維新勢力歷來派系林立。戊戌政變後，除康、梁的保皇會外，其余各派維新黨人也在尋求組織結合，以圖群策群力，挽救內外危局，正氣會和中國議會即聚合在上海的各派人士而成。他們不像康有為那樣死守保皇立場，而以革新變政為宗旨，手段方式因時變通；與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於排滿一點，至於興民政則並無二致。因此可以統稱之為“革政派”（夏曾佑語）。孫中山與革政派的關系同樣值得注意。

長江下遊方面，以汪康年為首的江浙士紳的實力遠過於唐才常。由於各自與康有為的關系親疏有別，雙方聯合中摩擦不斷。戊戌變法前，唐才常的活動範圍基本不出湖南，勤王運動以上海為根據地，不得不借重原來譚嗣同、梁啟超的人脈關系。他組織正氣會和中國國會，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紳。正氣會由會黨首領及革新派人士組成，雖然唐才常任幹事長，沈藎任事務員，實際上汪康年、葉瀚一派的影響力更大。正氣會成立不久，雙方發生矛盾，分別準備另立新會。唐才常為了避免與汪康年沖突，辭去正氣會幹事長之職，憑借自立會，以便組織起義。

作為湖南、江浙維新黨人聯合以及哥老會與革新派合作的組織形式，正氣會所采取的方針正是唐才常、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張，即所謂“欲集結全國之同胞，運動革新之大業，不得不寬其區域，廣其界限，以期合群”[7]。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與孫中山還有過交往。

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國各界的動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啟超打聽過孫中山的情況，對後者有所了解，這應是孫中山倫敦被難事件發生後，《時務報》連續譯載海外報刊有關消息評論的重要契機。德國強占膠州灣後，汪康年借考察報務為名，和曾廣銓一同赴東，與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計，決心結合民間力量救亡圖存。在日期間，曾與孫中山有所交往。此行目的之一，很有可能是應孫中山與國內維新人士接洽的要求，商談有關聯合革新救國之事。

東遊歸來，汪康年仍與興中會有所聯系。1898年六七月間，他會見了孫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節等人，批評“今人大率識短膽小，稍聞要之便掩耳卻走”[8]，與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因平山周是孫黨而拒絕相見形成鮮明對照。他還與加入興中會的畢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與畢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樹等聚餐。[9]正氣會期間，由於自身實力不足，又不能與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人探討過聯合革命黨的可能性。參與正氣會的周善培在日本考察期間，經梁啟超介紹，曾走訪孫中山，“商量一切事務”[10]。他建議汪康年與孫中山保持聯系，以備不急之需。[11]夏曾佑也關注孫中山的動向，主張設法爭取革命黨參與新政事務。[12]

中國國會成立時，汪派的勢力進一步增長。盡管其內部各派的政見、方略不一，大抵均為戊戌政變以來主張聯合救國的有志之士，具有很強的革新變政甚至反對當朝執政的傾向。因提倡變革而與清政府為敵的孫中山及其革命黨，自然為其成員所重視，或者說在共同的救國革新道路上，彼此或遲或早已經有所聯系。

1894年孫中山想通過盛宣懷上書李鴻章，鄭觀應曾為其作書介紹。[13]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見孫中山時，正留學日本的汪有齡也在座。戊戌政變後，遭到清廷通緝的文廷式在陳寶箴和日本人士的幫助以及劉坤一的故縱下，輾轉逃到上海。[14]對康有為有所不滿的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願意予以援手，他說動劉學詢為文廷式提供資助，而自己則利用租界提供政治庇護。[15]1899年5月，汪康年與畢永年、唐才常聚會，參與者還有文廷式、張通典、狄平等人。6月，文廷式與宮崎寅藏在上海結識。1900年春文廷式到日本時，與宮崎寅藏幾度會飲[16]，並與孫中山會晤，談論國事和起義事宜。[17]回國後，文廷式還與張堯卿一起到長沙為孫中山散票。井上雅二日記提到，8月21日，文廷式歸自湖南，“似乎事情沒有成功”[18]。

國會會長容閎與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從1900年3月起即多次會商，設法促成維新各派的合作，並取得孫中山的同意。8月孫中山赴滬前，再度呼籲各派聯合，特別對新當選的國會會長容閎表態支持，聲稱:

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盡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於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應爭執不休，而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當推容閎，他曾任駐美公使，在國內也頗孚人望。[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