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黨（第5/17頁）

其實，在謝纘泰之外，孫中山、陳少白等人也一直與維新派有所聯系。1897年孫中山從歐美返回日本後，主動函邀梁啟超或其親信赴日“同商大事”，希望借此了解中國現在的情形，並派人赴上海見康有為。[43]當時省港澳一帶的革命、變法兩派關系不錯，陳少白、區鳳墀等與康門弟子、澳門《知新報》主筆何樹齡以及趙蘭生、張壽波等有交。後者認為：“內有康有為先生，外有孫逸仙先生，中國之事，還不能說是毫無希望。”[44]前此孫中山雖然斷言康有為名聲太大，“斷不能來”，接到何樹齡的來函，卻認為“信內所陳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並為康先生所許，方敢發此言也。是則此意非一人之私，實中國群賢之公意也”[45]。稍後汪康年、曾廣銓的日本之行，與此不無關系。

宮崎寅藏稱：“在當時，康有為和革命黨的關系是非常接近的”，雙方都主張民權共和，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有如盧梭，對門徒鼓吹以美國的自由共和政體為理想，推薦他們閱讀中江篤介翻譯的《民約論》《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和《萬國公法》等書籍，又以華盛頓為理想人物，還時以吉田松陰自任。[46]孫、康的分別在於:

孫立基於西學，康則因襲漢學。一個受耶穌教的培養，一個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質而後者華。質則重實行，華則喜議論。二者見解雖然一致，其教養和性格卻不同如斯。這就是孫所以為革命的急先鋒，康所以為教育家的原因。[47]

雙方合作的具體成果之一是橫濱大同學校，該校由陳少白發起，孫中山接手籌辦，他推薦梁啟超擔任總教習。經僑商持孫中山函往見康有為協商，改派徐勤代替。[48]徐勤到日本之初，還與孫中山時相過從，討論時政得失。

戊戌變法令康有為一派青雲直上，也引起頑固派的嫉視，攻擊的口實之一，便是與革命黨的關系。有傳聞指徐勤到日本“與叛賊孫文設立大同會。自去年以來，人言嘖嘖，皆謂此輩謀為不軌”[49]。康有為害怕牽連變法大業，動搖已經取得的地位，函告徐勤與革命黨斷絕往來，言論也一改救亡圖存的慷慨激昂，一味歌頌聖君，贊揚新政。戊戌政變前夕，畢永年約井上雅二、平山周等人到譯書局會見康有為，“康但欲見井上，而不願見平山。謂平山乃孫文黨也”，連畢永年也覺得“殊可笑也”。[50]兩派在日本、廣東等地的聯系頓時疏遠。革命黨“把他們看做是放棄了共和主義、投降異族帝王的變節分子。因而互相對抗，彼此傾軋，已達極點”[51]。

盡管百日維新之際康有為翻臉無情，戊戌政變後孫中山仍幾次登門拜訪。這時維新派對於合作一事態度分歧，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各自不同。唐主張“孫、康兩派，亟宜犧牲小異，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滿名詞，皆可摒棄”[52]，得到孫中山的贊同。唐才常遂約梁啟超向康有為進言。康有為堅決不肯與革命黨來往。他到東京的次日，孫中山托宮崎寅藏介紹與康會晤，後者托詞拒絕。孫前後“三次造訪，康皆拒不見。後孫之友某日人與康筆談，偶及拒孫之故，康曰：‘我是欽差大臣，他是著名欽犯，不便與見。’蓋康是時方自稱奉衣帶詔也”[53]。

康有為拒絕孫中山，一則彼此宗旨不同，康依然眷戀於清帝，二則他自認為可以說服日本朝野幫助光緒復辟，希望和與清廷勢不兩立的革命黨保持距離。這一指導思想在徐勤控制的橫濱大同學校得到貫徹。1898年12月7日，梁啟超訪問大同學校，受到師生的歡迎，在接待室與來訪者會談時，門口掛出“閑人免進”的牌子。[54]而孫中山前往大同學校，卻被擋了駕，據說校方還貼出“孫文到不招待”的字條，雙方發生口角。橫濱興中會員原來多為上層僑商，康、梁等人到日本後，紛紛倒戈，這時更指責孫中山，袒護徐勤，與孫中山一派勢成水火。這一沖突擴大到整個橫濱華僑界。

1899年1月，大同學校職員任期屆滿，支持興中會的一派華僑要求改選，擁護康有為的一派則主張連任，幾經沖突，由於孫派僅70余人，康派達到300人，而且多為中等以上人家，結果最終興中會一派失去了原來的位置。日本人士因此對徐勤極為不滿，紛紛指責其攻詆孫中山，徐勤不得不致函宮崎寅藏自我辯解，函謂:

前聞田野氏雲，貴邦人士鹹疑仆大攻孫文，且疑天津《國民[聞]報》所刊《中山樵傳》出自仆手。聞言之下，殊甚驚異。仆與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語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於攻訐陰私之事，令人無以自立，此皆無恥小人之所為，仆雖不德，何忍為之？而貴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為浮言，以惑貴邦人聽聞耳。仆絕無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風，其勢將覆，而舟人猶復互相爭鬥，以任其溺滅，雖下愚之人，不致若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