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灣民主國內渡官紳（第2/13頁）

除廣西方向外，保皇會在廣東另有一番布置。康有為派梁炳光、張學璟、葉湘南等到新安、東莞等地聚人辦團，聯絡惠、潮、嘉的會黨遊勇如林玉、“版築”“三品”等。這一計劃得到原台灣民主國義軍統領丘逢甲的贊助。台灣民主國成立時，康有為在北京以其“蒼葛之呼，震動宇宙，事雖不成，義暴天下”而“側慕之私，甚願執鞭焉”。後來在桂林與唐景崧交往，“具審執事大才，益增想望”，“以為吾嶺海磅礴，有吾兩人，如孟德言，所謂使君與操也”。這時則致函丘逢甲，請其“命駕來遊，俾瞻豐采，獲聆高論”，希望借重丘的影響，“台澎舊侶，潮惠新知，以公號召，必當共濟”。[10]

1900年3月，丘逢甲赴南洋考察學務，在新加坡與康有為、容閎晤談，同意參與保皇會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啟超致函梁啟田，言及保皇會在廣東的軍事準備時提到：“邱仙根進士倡率屋閘”[11]，又同意“歸統”，與潮汕的版築“合成一軍”[12]，願意在起義之際具名簽發由保皇會擬定的保護外人布告。[13]這使保皇會得以免除後顧之憂，可以傾全力向西。6月，保皇會的勤王正軍準備大舉襲桂，而主帥陳翼亭丁艱在家，為不失時機，康有為指示徐勤等與丘逢甲商議：“萬一羽異未出，可先動不？”[14]希望由丘逢甲領頭，率先發難。

原台灣民主國幫辦劉永福當時率軍駐紮廣東，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勤王運動，但保皇會試圖加以利用。康有為指示勤王軍在兩廣發動時，“擬東西皆假劉旗，以其聲威震動大眾”[15]，亂敵軍心，便於奔襲。並具體安排專人秘密制作旗幟號衣上的“福軍某營”字樣。其時興中會策劃在兩廣獨立起義，以響應各派聯合的中原大舉，並力爭在廣東與保皇會合作，有會員往見劉永福，說以種族大義，請其歸附幫助。據說劉“極之喜歡，答應倘有機會，定必贊助”[16]。

長江流域的勤王運動，因唐才常與康有為的關系，名義上由保皇會統屬，實則自成系統。而內部又分成若幹派系。在下遊勢力很大的汪康年、葉瀚等江浙士紳，與康有為有宿怨，漢口自立軍的實際統領林圭則與孫中山關系密切，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後難以安置康有為。由於這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在經歷了正氣會、自立會的分合之後，各派攜手組成中國議會，維系合作大舉的局面。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趕赴漢口之際，委托日本東亞同文會會員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國議會名義聯絡官僚紳士，以自立會名義聯絡湘軍將領。而南京方面作為聯絡官紳中介人的，便是原台灣民主國內務大臣俞明震。[17]盡管井上開始覺得俞明震及其弟明頤“氣質很好，但不是很主動的人”，可是俞明震卻積極在南京士紳中串聯鼓動。經過一番活動，俞聚合了一批士紳名流如劉世珩（聚卿）、傅春官（苕生）、易順鼎（實甫）、顧雲（石公）、薛華培（次申）等，於8月17日下午借遊玩秦淮畫舫之機與井上會面，談論中國議會之事，得到大家的贊同。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訪井上雅二，商議聯合大計。在俞明震和辜人傑的大力協助下，南京文武兩方面的聯絡進展十分順利，井上雅二為此行“取得了好成績”而感到躊躇滿志。返滬之前，他在日記中寫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間紳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與中國議會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滬即與陶森甲、張通典會談，聯絡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8]則俞明震在中國議會向南京發展勢力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參與井上、俞明震等人活動的易順鼎，也與原台灣民主國關系很深。甲午中日戰爭之際，他在兩江總督劉坤一幕下，參與戎幄，對清廷割讓台灣極為憤慨，詣闕上言，請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並鼓動劉坤一支持唐景崧等人堅決抗戰。台灣民主國成立後，他決心親自赴台相助。可惜抵達廈門時，民主國已經敗亡。此後他仍兩渡台南，試圖為劉永福爭取大陸援軍，均未成功。[19]內渡後曾任湖南督銷局道員，庚子督辦江陰江防營務處。[20]

長江聯合陣營從正氣會成立起，便著手聯絡秘密會社。1900年3月後，唐才常因為與汪康年一派的矛盾難以化解，為避免辦事掣肘，讓出正氣會幹事長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的會黨首領在上海成立集賢會，完全避開汪派，以前此建於東京的自立會的名義，專門從事發動和組織會黨的“內圈”活動。

不過，汪康年等人顯然參與了正氣會運動會黨的決策，知道內情，汪還認識會黨首領張堯卿、辜人傑等人。該派骨幹葉瀚繼唐才常之後任正氣會幹事長，有責任全面了解會員的活動情況。參與該會的周善培，雖遠在四川，仍不斷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報告其運動會黨的進展情形，並且一面認為唐才常應將所謀內圈之事通告汪派，一面勸汪康年等人體諒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齟齬。[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