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第4/12頁)

到1901年6月2日舉行春季大會,幹事小川平吉所作上年度事業報告中,關於特別變更的第一項就是暫時廢止廣東支部。潮州的東文學堂,也因為惠州起義等事件的影響而中止,唯有汕頭東文學堂依然存在。[34]此後,東亞同文會在廣東只有派遣員[35],再未設置分支機構。

第三節 鏡湖茶談社

國友重章解釋暫停廣東支部的原因時,尚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之中,因而多少有些含糊其辭。實際上該會撤回廣東支部,主要是擔心卷入當地的武力反清密謀,影響全局。待到時過境遷,小川平吉就說得比較坦白。他指出:廣東一帶常有革命主義者,萬一趁義和團事變舉事,而廣東有該支部舉辦的事業及留學生,容易影響東亞同文會的整體事業。正是擔心這一點,所以暫時撤回廣東支部[36]不過,小川也未將情況和盤托出。當時保皇會和革命黨人均在廣東密謀展開武裝行動,相互之間溝通聯絡,不少東亞同文會會員卷入其中,廣東支部也與革、保雙方保持密切關系,並參與了組織聯絡。

東亞同文會由東亞會和同文會組成,兩會原來的宗旨並不一致,前者支持變法派和革命黨,後者則與張之洞、劉坤一等洋務官僚的關系較深。但其中一部分兩會會員與幾方面都有聯系,彼此之間也互為溝通。東亞同文會成立後,在近衛篤麿的“保全中國”論之下,這些會員感到主張體制內穩健改革的洋務派、體制內激進改革的變法派以及主張打倒清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黨之間,存在一些共識,並且知道各派彼此暗中有所聯絡,遂積極介入其中,試圖利用各派的反清活動,以求實現該會的總體目標,即保全和協助改善中國[37],以東亞社會的特殊性(相對於歐美)和共同性(彼此之間),確保日本在東亞的地位和利益。

廣東支部方面,介入保皇會和革命黨密謀較深的是田野橘次、松岡好一和原口聞一。

田野橘次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私淑荒尾精,注意東亞問題,並對康有為的主張有所共鳴。1896年,康有為派徐勤、羅普赴日本留學,適值田野橘次與井上雅二、五十嵐力、原口聞一等人講求中國問題,共同居住在所謂“梁山泊”,羅普也入住此地,對日本學生好酒氣烈印象深刻。戊戌變法前,由平岡浩太郎推薦,田野橘次進入萬木草堂任教。[38]其時康有為、梁啟超遠在京、滬,由任學長的王覺任負責教學管理事務。戊戌政變起,田野橘次與王覺任協商解散學校,於9月25日率領學生亡走香港。此後留港謀設廣東日本語學校[39],隨即轉赴澳門《知新報》為記者。與之同時進入《知新報》任譯員的還有松岡好一。松岡原來活動於南洋諸島,從此將重心移到華南地區。[40]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成立,田野橘次利用自己與保皇會的關系以及在《知新報》任職的有利地位,使廣東支部與保皇會在廣東的勢力迅速結合,互為推動。高橋謙籌設廣東支部事務所時,先將《東亞同文會主意》及章程送交《知新報》刊載,表明主張東亞中日韓三國“政府須執公尚禮,益固邦交”,“商民須守信共利,愈敦鄰好”的旨意[41],爭取輿論和民意支持。

《知新報》刊登有關文件後,還發表評論,稱道“斯會之設,將以救東亞也”,“東亞之國,中國為大,而能自立者惟日本。日本變法,垂三十年,而歐洲諸強,莫敢逼視。日本又與我與韓國同文,今之立此會者,蓋將以先覺覺人,仁及吾國,而共保亞東太平之局也”。歐人相逼之慘,同類相救之切,與中國亡國危機之迫在眉睫,“然則此會以為專為中國設可也”,呼籲“我國志士,其聞風而興起哉!”[42]

籌辦廣東東亞同文書院時,高橋謙所說“東文一年小成,三年即可讀政治理財哲學諸書。夫日本自明治以來,將軍奉還政權,力求維新,泰西諸要籍,悉經翻譯,則今日讀東書同於讀西書,而學東文又捷於學西文矣”[43],以及“今日本講究西學,而以捷法得之,其書本與中國同文,是故用力寡而見功多,中國習西文不如習東文之易也,讀西書不如讀東書之捷也,東文既通,更就學於其學堂,修專門之學,夫由中國造日本,其難易與造歐西孰若,不待辨而知也”[44],基本是當年4月發表的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的翻版。[45]

除了利用保皇會在當地的影響之外,田野橘次還參與聚合革新力量的組織活動。他與徐勤、張壽波等在澳門發起鏡湖茶談社,“此乃合康有為派、基督派及張玉濤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勢力在廣東省實為最著”[46]。張玉濤,名壽波,出身香山縣沙尾鄉豪族,權理該族的張續光堂,家財巨萬。辛卯(1891年)秋闈,中本省鄉試第七名舉人。1894年與族叔仲球、同裏陳蔚秋、陳筱江創設原生學舍於澳門,研習中西文字。[47]他與粵滬等地的維新人士交往甚多,參與不少新事業和活動。1895年公車報罷,割台議起,他和梁啟超、麥孟華、賴際熙等聯名上書都察院,請代奏,力言台灣萬不可割。[48]1897年與梁啟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創立不纏足會,並任董事。[49]1898年響應橫濱戒鴉片煙會,率先在家鄉創設張氏大同戒鴉片煙會,計劃由一姓一鄉做起,將來不分鄉、姓,合成大團。[50]又熱心於女子教育,在澳門創辦原生學堂,教育男女學生四十余人,同時開辦演講團、閱書報社、原生書藏。1897年初,張壽波在《時務報》連載《歐亞氣運轉機論》。[51]戊戌政變後遊學日本,就橫濱實習商業。1899年,他和梁啟超、黃為之等籌辦銀行。[52]是年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長高橋謙在鏡湖茶談社發表演說,張壽波擔任翻譯。他是日本赤十字社會員,欲在中國創辦赤十字社,還參加了宮崎民藏的土地復權同志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