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第3/12頁）

四、六名粵語留學生中，一人被聘請為潮州東文學堂日語教師，兩人水土不服，一人已復籍海軍，剩下的兩人，正與汕頭東文學堂聯系選送其中一人為教師。[24]由此可見，雖然在粵語留學生方面投資最多，成效反而較小。

其實廣東支部籌建的事業不止上述幾項，高橋謙到粵之初，準備開辦面向中國人士的東文學校，為此，向東亞同文會本部申請了100圓補助金。[25]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廣東東亞同文書院於1899年10月張榜招生。該書院設在廣州寶慶新街，由高橋謙任院長、原口聞一為總教，鄧逢清、田野橘次、熊澤純之助任教習。[26]首屆定額30人，開館日期為十月初一（11月3日），學生年齡限於15至30歲，須略通中文。以後每年秋季招生，每屆均為30人。

廣東東亞同文書院學課定為三年，第一、二年為普通課，分中文、東文兩類，前者包括四書、左傳、淮南子、作文、書牘記事、近思錄、尚書、韓非子、管子、孫子、策論等，後者包括東語、東文翻譯、萬國地理、萬國略史、算學、物理學、生理學、化學。第三年為高等課，東文類包括文明史、商業史、教育學、理財學、性理學、行政學、軍制摘要、戰時國際公法、社會學，中文類則有易經、荀子、墨子、作文、策論等，另外規定了自己閱讀的12種書，即《通鑒輯覽》《東華錄》《皇朝史略》《續國史略》《朔方備乘》《天下郡國利病書》《通考詳節》《皇朝通考》《經世文編》《經史百家雜抄》《大清會典》和《吏部則例》。其中一些課程，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相當前衛。學生畢業，發給文憑，並添注所學課程，以便薦往別處，充當教習及翻譯；如有欲往日本留學者，可由廣東支部照會東京東亞同文會總會，代為照應。[27]

東亞同文會在華開辦同文書院，最著名的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如果計算其前身，該會先後在中國的南京、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地開辦過同文書院，在福州、汕頭、潮州等地開辦過東文學堂，在北京、廣州等地開辦過學堂，其中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已有專書研究[28]，其他各同文書院、東文學堂等在《對支回顧錄》《東亞同文會史》等書中亦多少有所言及，而廣東東亞同文書院則未經論述，甚至相關著述亦鮮有提及，這不能不說是研究該會歷史的重要缺失。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能夠順利展開活動，的確如高橋謙所說，與該支部得到廣東地方士紳的支持響應密切相關。據說與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有關的學校、報刊的關系人，大抵是地方的一、二流紳士，他們傾力辦學，熱烈鼓吹東亞同文會的趣旨，可見該支部與地方人士結交之深。如《東華報》發起人朱琪，是廣東的一流名士，潮州東文學堂發起人楊魯在當地極富資產名望，陳石珍則為潮州第一富豪。另外廣西桂林的龍昌綸資產德望兼備，有同志百余人，專門來請該支部派人赴桂。[29]

最為典型的是廣東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辦，該書院評議員由17位廣東紳士組成，其中鄧家仁、陳芝昌、陳兆煌、鄧純昌、梁肇敏為時敏學堂創辦人，其余各人，如盛景熙、陳連生、羅維東、鄧紫垣、朱祖昌、陳棟元、馮紹基、黃汝駒、梁慶福、鄺國元、莫伯伊、朱雲表等，亦為紳士名流[30]，而地方士紳通過結交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對所辦事業也有所促進。時敏學堂開設時暫賃寶慶街民房，後來在劉園對岸印務局左近購地造屋，大啟規模。[31]

然而好景不長，1900年初，李鴻章任兩廣總督，命劉學詢等人千方百計謀捕新黨，廣東學政發布告示，禁止考試答案談論洋務以及引用釋老諸書。從廣東支部成立之始就對東亞同文會寄予深厚同情並鼓吹該會主義精神的《東華報》被迫停刊[32]，使該支部的活動遭受挫折。

正當廣東支部的活動全面展開之際，1900年夏，東亞同文會突然決定暫時撤銷廣東支部。8月15日，該會在江東中村樓召開臨時大會，針對義和團事變以來中國政局的變化，重新檢討該會一貫堅持的保全中國的主張，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貫徹宗旨的策略，提出公開發表保全中國的宣言案，大張旗鼓地向社會提倡保全主義，一方面抗衡歐美列強乃至日本國內日見擡頭的分割主張，一方面解除中國人對日本對華態度的疑慮，使之由感激而更加信賴自己的鄰國，令日本對華處於有利地位。為此，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應付中國南北局勢迥異的局面。

幹事國友重章報告是年春季大會以後本會事業的大要時提到，南部的廣東地方應為重要的致力之地，但因為各種形勢的變化，近日暫時撤回支部。這並非本會事業萎靡不振，也不是擔心在此設置支部與本會的保全方針有所不合，更不是要舍棄該處的事業，而是暫時的調整。該會在華經營以長江一帶為主，暫時放棄部分地方，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廣東已經成立的潮州、汕頭等地的學校，將繼續舉辦。[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