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第6/12頁）

美洲歸來，梁啟超宣稱放棄破壞主義及革命排滿宗旨，同時也對康有為“舍錢買俠士”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張。”他將保皇會“數年來供養豪傑之苦況”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氣柔聲……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無情。”“數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頭金盡，又抱琵琶過別船矣。”他揭露康有為當時所招“林俠”者，“數月不往，惟日日揮金如土，致使先生苦於供養”，指“用錢以購人之死力”為“最險最拙之謀”。同時聲明：“弟子之沮是議，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虛無黨之為此也，皆黨魁自為之。今黨魁既不能為，欲仰仗於下等社會之人，以數萬金冀飽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隱約批評了康有為的行為，並反對將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動經費。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國欲行荊、聶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無其人。”[62]

兩位副會長異口同聲的反對，迫使康有為不得不調整部署，放棄招誘死士之法，啟用黨人擔任暗殺之責。1904年秋冬，他請老友梁鐵君出面主持，挑選本黨精英執行暗殺行動。梁名爾煦，南海佛山人，故鴻臚寺少卿梁僧寶從子，身材長大，講王學，好讀書擊劍，有古俠士之風，康有為對其十分推崇，曾詠物“惜其才俠不見用也”[63]。他與康有為相識二十年，曾在梧州辦鹽埠十年，助其兄發財廿萬。聞康有為有難，則棄其鹽席每年千六百金，奮起勤王，跟隨康有為到日本，負責護衛。又隨往南洋等地，康有為“益服其才，同人無比。……但此公好辦事而不好虛名”[64]。由梁鐵君親自出馬，可見保皇會決心之大。陳默庵、梁炳光等亦隨同前往北京，兵分兩路，由梁鐵君親率一枝，梁炳光等為一枝，合力辦事。按照擬定的計劃，以西太後為目標，到次年5月下手。此舉在康有為是盡力一搏，梁啟超則有到此為止之意。他說:

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實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則真天亡中國而已。[65]

然而，保皇會雖有赴死之心，卻無制勝之道，梁鐵君化名吳道明，潛入京師，結交太監馮仲平、金蔚九、姚煥卿、王漢章等人，與內廷溝通消息，一面掌握光緒的起居安危，救其脫困，一面了解慈禧的行蹤，伺機下手。因清廷防範嚴密，在京活動頗為困難，計劃不得不一再推遲。梁鐵君曾函告康有為:

此刻漸漸運動，以祈交通，必能辦到妥治。惟自昨年八月後，門禁加嚴，內裏人概少出來，即朗秋至今未見王漢章、姚煥卿面矣。獨太醫院內務府兩路能常通消息耳。蔚九在內，有事則以德律風告我。若有要緊事必知之。[66]

在梁鐵君北上的同時，康有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儀致函梁鼎芬，揭發保皇會的密謀:

今查該逆果派人入京開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雖然，查無兇器，不得為據，然亦有其謀為不軌之人之字跡，可為其人之據者。亦有確是其黨人，若其形跡可疑，即捉之以訊問，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後許爾超生，則其的是兇人，及兇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廣東及西省之人，在京裏所開一切店鋪，不論何樣生意，與在要路擺賣小生意者，與太監之飲茶館，必有逆黨在其間）。……儀屢欲將前情，刊之報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揚，則前後入京之刺客有備，無從搜捕。二則逆黨費多年之苦心，欲達其志，今一旦為人敗露，又此事早為儀所知，今為反對（儀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儀於死地者幾希。

他還隨函附上梁鐵君光緒二十五年中秋節致康有為的一封密函，於函末批注道：“熙是鐵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張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辦。”並開列了“入京運動人之通行姓名”。[67]

1906年8月8日，梁鐵君遭人告發被捕，解往北洋嚴訊。[68]戴鴻慈等人曾設法保救無效，據說袁世凱擔心“案移刑部，烈俠口供，涉及戊戌政變前康袁交往，故殺以滅口”[69]，於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將梁鐵君鴆殺於囚室。

梁鐵君等開始籌備之時，保皇會的財政仍十分拮據，加上內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協力予以援助。原計劃以半年為期，最省之費約需一萬元。梁啟超罄《新民叢報》所有，為其充作旅行費，並許諾一月後陸續接濟，其實已經“一文無存”，只是顧及“苟不許之，則令辦事人寒心也”。他致電香港王覺任、鄺壽民等告借五千元，卻遭到拒絕，只得將廣智書局所屬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並托康有為向加拿大僑商葉恩求助。但葉恩不滿於康有為固守保皇，傾向於革命自立，雙方因嫌生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