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第5/12頁）

讀誠〔〕兄書為起舞。吾固知行菩薩行之人，決不住聲聞觸覺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間同胞非無之，但涉數萬裏而歸，所費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風蕭蕭兮易水寒，弟甚願東向遙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5]

然而，沈藎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漢口事機急迫，應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軍兵敗，沈藎僥幸得免，遂再入京師，結交宮禁權要，密謀入宮行刺西太後和光緒，不幸事泄身殉。[46]

第三節　再向京師

漢口自立軍未起先敗，保皇會的兩廣謀略草草收場，勤王運動雷聲大雨點小。經此一役，康有為以黨人“株連死者無算”“自後不敢言兵”。[47]面對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會員的一片言革之聲，他頑固地堅持保皇路線，至於如何保救光緒，則除了以“待時聽天”[48]為托詞外，唯一的實際行動就是暗殺。

庚子事變後懲辦禍首，清政府中的頑固勢力遭受重創，但保皇會視為大敵的榮祿等人並未受到追究，康有為接連致函各地同黨，亦喜亦憂，“舊黨誅滅殆盡，天之欲新中國可知，獨恨首逆榮、慶巧詐漏網耳”。“舊黨剪除甚多，而榮祿不去，大禍未艾。復辟雖可望，而支節尚多。要之，除舊布新之運則必然矣。”“今賊黨僅可存榮祿、李聯[蓮]英、鹿傳霖，其余中立皆已亟變，日望復辟，日講變法，日思戊戌之詔。以今日情勢言之，皇上必可保全，賊黨諒不敢遽行篡弑。但禍根未絕。非清君側之惡，必無以弭後患而遏亂機。”[49]他反對分省自立和革命撲滿，認為:

今日欲得民權、自由，欲保中國自立……全在除榮祿、李、崔三大毒，中國即可救矣。吾國人應全力注此，則於此三毒何難去之？乃同人不知辦事之法，遠言撲流[滿]而不合力攻榮。今望同志之人盡力設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復辟，則全中國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樂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復辟尤[猶]有待，恐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務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50]

康有為告誡弟子:

若皇上復辟，則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軍起，則各省各府各縣人人各起，誰肯相下。吾四萬萬人自相屠毒，外國必借名定亂而入取吾地。……今四境無事，勤王亦不能起。若聖主猶存，天命尚在，豈可言革。但一榮祿在，除之即可復辟。與榮一人戰，抑與全國戰，孰為難易乎？不待言矣。[51]

鋒芒所向，仍在榮祿。康有為家仇國恨集於一身，聲稱:

榮祿乎，此在中國則為國賊，在我則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輒為心痛，自恨無才無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殺者，吾即以榮祿視之，無論何人不必言此。[52]

為除大毒，保皇會投入大量人財物力。梁啟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初，年余時間，用去萬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於派人北行、援助張學璟等赴廣西運動會黨等事。[53]庚子後，邱菽園與康有為絕交，保皇會失去重要財源，加上康堅持不肯言革，謹守保皇二字，在“無一人不言革命”[54]的海外各埠難以開展活動；華僑又風傳康門師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會的募捐活動陷於停頓，財政十分拮據。梁啟超倚靠《新民叢報》進款，維持橫濱保皇會事務，彌補舊金山《文興報》和檀香山《新中國報》的虧損，供應康有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黨之用”，“為作文字，輒數夜不寢，太過勞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黨人如張學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盡”。[55]

壬寅、癸卯間，梁啟超受時局感召以及保皇會面對內外種種非議的刺激，自愧向華僑籌集巨款而未能做成一二實事，因而革命言論“時時出沒於胸中”[56]。因此，他一反前此熱烈鼓動暗殺的態度，對康有為等人的密謀一再提出異議，借狄平之口表示懷疑是否有必要傾全力對付一個老朽榮祿。[57]絕望於清政府，使之決心推翻滿清，除舊布新。只能決定幾個老臣生死的暗殺，當然不能滿足這種徹底變革的願望，甚至對光緒能否復辟，也漸漸失去興趣。

1903年，保皇會刀光劍影所向的頭號大敵榮祿病死，康門師徒憑借天意而感到“誠足使吾黨一吐氣”，以為復辟在望，暗殺鋒芒轉向李蓮英和鎮壓漢口自立軍的禍首張之洞，而側重有所不同。康有為指示華僑上書《請歸政復辟》，“以榮祿死後，事情迥異，皆為吾會先聲，不可不上。今日只余李聯[蓮]英一人，尚不得不用舊法，想喻之也”[58]。梁啟超則認為：“元兇既去，天日昭蘇。現在與新黨為仇者，僅余一張之洞耳，想天奪其魄亦當不遠矣。然榮賊之權遠在張賊之上，榮既去，張亦無從橫恣也。佇看聖主復辟之日在本年矣。”[59]澳門和日本的保皇會機關開始籌劃刺殺張之洞，當時尚在遊歷新大陸的梁啟超聞訊，認為：“及今謀去皮逆，自是正辦。”只是他不贊成澳門方面用金錢買死士的做法，主張“由其人之熱心肯自奮身前往”，對日本同志中有謀此事者頗為關注，打算東歸後參與籌劃。[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