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第7/12頁）

梁啟超對“今日騎虎難下之勢”大為焦慮，既“並一擲之力而無之”“仿徨而不之所出”，又擔心“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前此費去爾許巨款，同歸烏有，更何以對天下乎？”[70]此後梁鐵君一再延期，前後耗資數萬元，更令保皇會捉襟見肘。行動失敗後，康、梁雖然對“鐵老竟為我而死”感到“痛斷欲絕”[71]，但慶幸“於吾黨前途無甚窒礙”，“不以此牽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大包袱。

天緣巧合，梁鐵君暴斃之日，清廷頒發上諭，宣布“仿行憲政”，令保皇會的流血犧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從此，保皇派將主要精力轉向推進憲政，又與一些當朝權貴暗中交結，企圖利用清政府的內部矛盾改善境遇，連袁世凱也在拉攏之列。其實，梁鐵君被捕之前，已經意識到形勢發生變化，認為“今日事不必為駱賓王，寧為狄仁傑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論辦法”，開始改變策略，實行所謂“辦官”，即捐官和交遊官場。其致康有為函稱:

仲平與書田均勸我捐官，彼有道路，為我想法，可得好處雲雲，蓋書田與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誼矣。如大總管皆相信，極密誼，溥同與其常來往，認識內廷人貴人最多。仲平勸我必要歸宗為是，書田亦然，且談起戴鴻慈有親誼，及家叔伯□等，書田勸我當用本宗，好交遊，易辦事也。王漢章上之至親信，醇王濤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書田處結交。[73]

被捕的前一天，梁鐵君還致函同黨，“雲此後切勿亂動，京中大老無人忌長者矣，從此和平辦去，則開復之期不遠矣”。保皇會覺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篤守鐵公遺言，一面專辦實業，一面專派遊學，才、財已足，則政黨之基立矣。吾勢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鐵君之死引起的連鎖反應，令保皇會感到得不償失。

鐵公為吾黨第一運動家，今遭不測，實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與榮慶商量，請開復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趙爾巽與端方擬在京開日報，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麥孺博亦因此不往東三省。故此事之變，同人謂“小戊戌”，誠哉，誠哉！[74]

不僅如此，保皇會還懷疑梁鐵君之死為革命黨陷害，卻認真兇袁世凱為幫忙的同道。梁啟超致康有為函稱:

鐵事是否紫陽所構，今尚難斷定，然據秉三言，確是一店伴告發，似未必由紫陽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啟超亦憂之久矣。雖不必為中山所用，然終為我敵則一也，今當留意圖之。但鐵事確於吾黨前途無甚窒礙，此事（少懷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極能回護，令都中人若無其事者……先生言欲寫信與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憂其不聯我黨，惟彼現在當畏讒憂譏之時，宜勿授反對黨以口實，更至生他障也。[75]

加上保皇會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傳及募捐均以商務、教育為名，不能大筆挪作秘密活動之用。為了避免空耗人力財力，影響全局，此後保皇會不再組織對清朝權要的暗殺。

第四節　漸入下流

保皇派實行暗殺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緒復辟，繼而作為勤王輔助，其中不免夾雜個人的復仇情緒和冒險取勝的僥幸心理。後來康有為企圖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強調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計地隱晦當年的種種密謀。金梁“嘗以兵劫頤和園事問康南海，怫然曰：‘烏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對，誰敢妄言！此皆榮、袁輩不學無術，藉危詞以邀權勢耳。’”[76]

保皇會庚子勤王運動的重心在兩廣，漢口自立軍不過是偏師，康有為卻故意擡高漢口為正軍，掩飾其在兩廣結納江湖豪強，“從草澤而與朝廷抗，又陰之陰者”[77]的事實，以推卸辦事無能的責任，維系“決不驚動故鄉”[78]的謊言，將“驚粵”罪責推給興中會。對於自己一手策劃的暗殺活動更加諱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銘》中，他特意寫了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林圭網羅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電止之，謂吾黨欲效日本義士之脅薩摩、長門候，藉其力勤王，宜大義於天下，非欲除之，嚴戒勿行。[79]

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動，不見於其他有關資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為，由於港澳總局溝通不暢，連兩廣的情況也往往無從揣測，更難顧及漢口；況且遠在千裏之外，當時再現代化的通訊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為重要的是，康有為非但不反對暗殺，還以此為重要手段。在保皇會為勤王運動所制《辦事軍情暗碼補》中，赫然寫有“著△△人行刺△△人”[80]一條。24年後康有為欲蓋彌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蓋歷史真相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