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第2/23頁）

庚子勤王失敗後，保皇會諱言曾經“言革”，因此康有為只講民權自主。實際上戊戌前入湘的梁啟超等人確已主張“革命”，只是其觀念更多地偏於中國古義，與轉換後的近代語義不大相同。梁啟超逃到日本不久，與日本外務省官員談及國內局勢，他說: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說，其勢甚盛，仆前者亦主張斯義，因朝局無可為，不得不倡之於下也。及今年四月以來，皇上稍有政柄，覲見小臣，於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為大有為之君，從前十余年腐潰之政策，皆絕非皇上之意。於是同志乃翻然變計，專務扶翼主權，以行新政。蓋革命者，乃謀國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為不可行。外患方殷，強鄰環伺，恐義旗未舉，而敵人已借勢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實鮮有比，苟能有全權，舉而措之，則天下晏然，鬯無驚而新政已行，舊弊已去，國體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圖為母後賊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6]

這印證了狄平所說雖系事後回憶，卻大體近真。

由草莽而革命，在中國有悠久歷史，康有為門徒中便不乏暗中結交江湖的志士。出身萬木草堂的嫡系中，歐榘甲原籍廣東惠州歸善，該地素為秘密會社淵藪，“其鄉人多入三合會”，“榘甲少居鄉，結識會黨首領頗多，因亦名廁會籍”。“少與邑中秘密會黨遊，持論激烈”。[7]羅伯雅為廣東番禺人，善結交綠林會黨，“嘗與劇盜區新、傅贊開等往還”[8]

康、梁一派的應變，並非僅僅停留於口頭，一方面，如梁啟超所說，先後入湘任教於時務學堂的韓文舉、葉湘南、歐榘甲等，以激進民權思想灌輸給青年學生，啟迪其變革之心和種族觀念。不過，這時梁啟超等人雖然“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還是不能公然“盛倡革命”，只不過於“劄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9]，“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10]，“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據說還“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11]而當時頑固黨羅列的罪狀是梁啟超“惟恃康有為無父無君之邪說，廣誘人心，為亂臣賊子布置黨徒，以遂其私圖。即在學堂所著學生日記等類，悖謬之言，不一而足”，所舉“大可惶駭者，如言君統太長，又言今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其令人萬不敢述而不忍不言者，如論《孟子》則指本朝輕賦為大貉小貉，論《揚州十日記》則指本朝用兵為民賊，令人發指眥裂等語”。[12]這與梁啟超的事後回憶多少有些差距。

坊間傳聞有人揭參梁啟超，將其原批另抄粘呈。“折既上，上曰：‘此不過梁啟超故作危言悚論以感動人心，安得據此以羅織之耶？’”[13]則至少從實際效果看，其言論的啟蒙色彩多於革命。如時務學堂二班生林圭，“受粵人歐榘甲之教育。歐固康弟子，倡公羊張三統之學。林君化之，不復為前日之佻達少年，而究心於經世”。政變後林圭隨畢永年往來江湖間，“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為一大變。先是，林囿於歐說，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聞見既廣，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為井蛙夏蟲。由是廢棄文學，以實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暢於理想之一途”[14]。林圭入時務學堂較晚，所說至少反映康、梁一派得到光緒重用後，政略發生變化，教育方針也許隨之改變。

培養青年，應是長期計劃，另一方面，維新派還有組織應變的準備，並嘗試直接掌握武裝。與康有為商定大計的譚嗣同回到湖南，提倡設立團體，“講致用之學，為愛國之基”[15]，此即後來自立會的發端。其時原在湖北練兵的黃忠浩受湘撫陳寶箴之邀，返湘整飭軍事，譚嗣同等欲乘機以興辦團練為名，聚集會黨首領到黃忠浩營中培訓。1898年4月19日譚嗣同致函歐陽中鵠，告以:

前商團練事，紱丞所擬之辦法正與尊意同，而師中吉所擬之辦法又與紱丞同。師說在紱丞前，唐說在夫子前，而彼此暗合如此，亦一奇也。紱丞及嗣同於前七八日已函商嶽生，請由縣送百人至省，即令師中吉統之往澤生營中學習。面商澤生兩次，大以為然，並極賞識。師中吉閏月即可率百人住其營中，渠必加意訓練雲雲。……嗣同等及師中吉所知之勇力果敢之士不下數十人，即可由師中吉一手招募百余人，而請各紳選試，可選得百人。師中吉帶至省城，再由澤生選試，必易精矣。[16]

5月25日，歐榘甲、韓文舉、葉湘南曾與唐才常、熊希齡等人一同到黃忠浩營中聚議立營學等事。[17]戊戌政變之際，康有為等希望畢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凱統兵圍頤和園，裏應外合，執西後而廢之，並致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即為這批“勇力果敢”之士。正因為維新派事先有所鼓動，政變發生，有人企圖“割據湖南以勤王，不奉詔”[18]。廣西方面，康有為也有類似布置。1897年康有為第二次到桂期間，勸唐景崧以聖學會名義歸鄉辦團。從後來事態的發展看，用意之一，當是為武力應變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