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第3/23頁）

與興中會謀求建立合作關系，也可以視為應變的準備之一。其路徑分為兩條，宗旨也不盡相同。其中之一，是由謝纘泰、康廣仁接洽的和平變革路線。而另一途徑，由孫中山、陳少白及廣東興中會骨幹主動聯系，宗旨並未局限於變法。

第二節　復辟與革命

戊戌政變後，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驟得驟失，當務之急是設法讓光緒帝重掌權力。他們雖然不贊成冒險而謀之於下，主張借友邦之力以謀之於上，爭取日、英、美三國出面相助，其實並未放棄謀之於下的路線。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殺行刺，一是武裝勤王。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逃到香港，尋求宮崎寅藏的幫助，後者趁機建言以武力興師，實行共和。康有為沒有接受宮崎的建議，卻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線難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緒復位，重掌權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舊進行。而光緒復位的主要障礙便是西太後，所以當務之急是將西太後及其死黨除去。在借助日本壯士行刺的企圖被宮崎拒絕後，便在門徒中選派充當刺客之人，以後又改為以金錢買死士。保皇會的暗殺活動，一直持續到1906年。

至於宮崎寅藏的起義軍於中原一策，康有為也沒有完全拒絕，只是將政治目標由共和改為復辟。1898年11月初，康有為發布“奉詔求救文”，明確發出“勤王”號令。其政治目標雖然與興中會不同，行動方式卻趨於一致，因而增加了雙方的共鳴。還有幾種因素促使維新派與革命黨相互呼應：其一，興中會繼續主動尋求合作。戊戌政變後，孫中山在日本幾次登門拜訪康有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維新派對此態度分歧，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的主張各自不同。唐希望兩派犧牲小異，同力合作，摒棄保皇或排滿名詞，得到孫中山的贊同。康有為則堅持與清廷勢不兩立的革命黨保持距離，並幾度拒絕與孫中山會晤。[19]不過，與此同時，康有為對楊衢雲、謝纘泰的聯合請求給予積極回應，贊成他們關於兩黨在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運動中應當聯合和合作的意見。[20]

其二，日本人士的壓力和影響。1898年由東亞會和同文會合並而成的東亞同文會，其部分成員主張支持中國實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為到日本之前，宮崎寅藏在香港與康門師生會晤時就指出：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徒賴君權，不能妄想以一紙上諭清除中國的積弊，要使改革的上諭發生作用，必須具備罷免大官的實力，即以武力作後盾。而兵馬大權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結社又都以倒清扶漢為旗號，因此，中國改良之難，實較革命為甚。如果光緒真是英主，可讓其主動退位，以選舉實行共和，平滿漢、官民之界。萬不得已，則只有由康有為“親自下結民間志士，起義軍於中原，待勢力稍盛時，使皇上投向這邊。要想不流血而掃除積弊，等於挾泰山以超北海，是決不可能的”[21]。宮崎寅藏還向平岡浩太郎、犬養毅等人建議:

今後日本對中國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現今的愛新覺羅政權，以改善中國。第二，擁護皇上，號令天下，以組織新政府。第三，團結民間的革命黨，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國大陸。

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應以什麽來挽救中國的時局？舍革命莫屬”。“如就（中國）國民的觀點來說，除非非常的英雄仗義奮創，以革命的事業一掃多年的腐敗政權，顯然不可能維持今日的老大帝國”。[22]

1898年12月出版的東亞同文會機關刊物《東亞時論》第2號，刊登了該會評議員池邊吉太郎的論說《改革か革命か》（第4號連載），正式公開提出中國政治變革的宗旨選擇取舍問題。文章從伊藤博文在東京帝國飯店的演講談起，認為依據中國各方面的實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難。[23]這與宮崎寅藏的觀點完全一致。該會及該刊與梁啟超、唐才常等人關系密切，梁啟超在《東亞時論》上發表多篇文字，《清議報》也多次譯載該刊的文章。

誠然，東亞同文會的基本方針並非傾向革命，《東亞時論》第1號所載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認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體，實行之途有二:

曰主權者也，曰革命之軍也。依兵力撲滅滿清政府，更樹立新政府，則改革政治風俗，最容易也。雖然，革命軍得其勢力，不得不待其機運熟。且革命軍而至成其志，其間支那國土，慘害必非常。以情論之，鄰邦兄弟也，不忍成此舉也。依主權力改革之，不如革命軍之慘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清議報》第18、19號以《支那改革論》為題譯載此文，對於池邊吉太郎的文章則沒有正面回應，至少表明公開態度有所差異。但日本人士提出的問題卻不能不引起維新派的深思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