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第4/23頁）

其三，清政府血腥鎮壓變法激發了維新派的反清意識，不僅湖南的唐才常、畢永年等人復仇心切，梁啟超等萬木草堂弟子也群情激憤。梁啟超在《去國行》中就表達了此種激情：“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他向往明治新政能夠“駕歐淩美”，更知道盛世來之不易，“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並且誓言：“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25]出非常之策大幹一場，成為他們向往的首選方略。

在此背景下，康有為一派出現分化。戊戌以來，康、梁表面連在一起，實則分別甚大。後來梁啟超談到與乃師的區別，認為最相反的一點，是“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並具體提及三十歲以後絕口不談“偽經”與“改制”。[26]其實師徒兩人的分歧不止於此，或者說，因此一點，雙方的差異始終而全面。竹內弘行《關於梁啟超師從康有為的問題》一文指出，康、梁從初會起就不一致。[27]戊戌期間，尤其是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後，不少維新人士覺得其“淺陋狂謬，學術不正”，而對梁啟超以通才之資，不能擺脫乃師，頗感惋惜。[28]汪康年將此意轉達梁啟超。

面對質疑和勸說，梁啟超堅決維護師門的統一性，聲言：“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弟之為南海門人，天下所共聞矣。若以為見一康字，則隨手丟去也，則見一梁字，其惡之亦當如是矣。（聞南海而惡之，亦不過無識之人耳。……）”[29]可是，康、梁的分別，不僅世人從其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可以客觀判斷，與之有所交往者，更能察覺其主觀意向的不同，吳樵函告汪康年：“康徒惟此人可與也。邇日與之極熟，窺其旨亦頗以康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處。”[30]

保皇會的分化逐漸加深，開始體現於宗旨與組織的異動。組織方面，梁啟超對於和其他政派合作一事的態度相對積極。1899年2月，他代表康有為出席在犬養毅寓所舉行的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的會談，情形相當融洽。據說其對孫中山的言論異常傾倒，有相見恨晚之慨，並表示要請康有為閉門著書，自己放手做去。

3月，康有為離日前往加拿大，梁啟超等人更加頻繁地與興中會員接觸，贊成聯合與合作。1899年5月，他和唐才常等人繼承譚嗣同的遺志，組織自立會，鼓吹：“大丈夫之貴自立也。橫覽古今中外多事之際，則英雄豪傑乘時而起焉，豈嘗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則天下之事，皆將成於其手，洵乎英雄豪傑之本無種也。”[31]這顯然有超越勤王保皇的志向，與康有為的主張有異。

1899年七八月間，梁啟超和韓文舉、李敬通、歐榘甲、梁啟田、羅伯雅、張學璟、梁炳光、陳國鏞、麥仲華、譚柏生、黃為之同結義於鐮倉江之島的金龜樓。[32]這12人均為政治情緒較為激烈之人，此事顯然和與革命黨合作之事宜密切相關。[33]因此，保皇會成立後，梁啟超等人對其宗旨方略似乎並不熱心。

革、保雙方的交往促使保皇會中的一些激進分子傾向於反清革命，與孫中山的政治立場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於聯合大舉的共識，兩派開始進一步接洽結合。盡管宗旨上梁啟超等人與興中會趨同“言革”，雙方“訂交”的內容還是合作而非合並，而且保皇會中激進派“言革”與革命黨畢竟同中有異，組織方面繼續競逐爭奪也在情理之中。

保皇派的異動，不僅體現於暗中“言革”以及靠近革命黨，甚至公開的文字宣傳也可以見到與時序相當吻合的日趨明顯的變化軌跡。梁啟超在1898年12月創刊的《清議報》第1期上發表論說《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開始談及歐美近代史上的革命可能在中國重演。他說：“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米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他並不排斥革命的結果，只是認為在中國發動革命的社會力量尚不具備，貿然實行，將會導致內亂外患。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為滿漢分治之論，倡為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為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眾，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互爭互殺，將為百十國而有未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群雄乘勢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著，而亦最下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