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權臣固政（第2/9頁）

當時李德裕為了避免朝臣們的非議，對可以記入實錄的史事做了十分嚴格的規定，但是其同黨李紳和鄭亞為了討好李德裕，在修改實錄的過程中，不僅將原稿中對李吉甫不利的記載全部刪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對李吉甫進行美化。

會昌三年（843年）十月，經李紳和鄭亞將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憲宗實錄》修成，並進獻皇帝李瀍。對於李瀍而言，新修撰的《憲宗實錄》品質如何似乎與他關系並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實想法，所以重修《憲宗實錄》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樣，都是出於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對李德裕的絕對信任以及對牛黨的徹底否定。

李德裕曾經就如何看待朋黨問題，特意利用在延英殿與李瀍對話的機會，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當時，李瀍召見宰相班子成員議事，告訴宰相們說侍講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說成是朋黨，為此詢問宰相們對這種說法的看法，於是李德裕專門針對這個話題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駁斥了侍講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黨的論斷，他認為所謂的朋黨在行事中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他還列舉了歷朝歷代那些背信棄義、結黨營私的行為表現，對這些人的行為進行了強烈地批評，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還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標榜自己這種不結朋黨的人實在為數不多。

事實上，李德裕的目的在於借古喻今，指斥當朝官員結黨營私的行為，他的鋒芒所向是針對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並以“座主”“門生”等關系形成朋黨勢力的牛黨而發的。

但是“牛李黨爭”的本質就是兩黨結黨營私，進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這一點上以李德裕為核心的“李黨”與他在奏疏中列舉的朋黨性質相同，不過從某種角度而言，李德裕復相後首要的任務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權。

抑制宦官

李德裕復相後，頗得皇帝李瀍的信任倚重，而且牛黨勢力暫時受挫，使得李德裕逐步成為朝政的掌控者。但事實證明，即使沒有牛黨，李德裕同樣面對來自不同勢力的挑戰，這一次挑戰他權威的是內廷之臣，具有擁立李瀍之功的宦官仇士良。

李瀍成功登上皇位，作為神策軍右軍中尉的仇士良以其擁立之功，顯得更加囂張跋扈。在李瀍即位之初的開成五年（840年）二月，為了答謝仇士良的擁立之功，李瀍下詔晉封仇士良為楚國公。會昌元年（841年）二月，又賜給仇士良記功碑牌，並下詔命令曾經擔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為其撰寫碑文。八月加封仇士良為觀軍容使，統領神策軍左、右兩軍。

觀軍容使這個職位全稱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是由宦官監軍發展而來的軍職。前邊介紹安史之亂時，我們說過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圍攻相州，唐肅宗李亨以郭、李二人資歷相當難以互相節度為名，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監九軍，成為圍攻相州的實際軍事統帥。安史之亂平定後，魚朝恩奉命出任天下觀軍容使，等於成為全國軍隊的總監軍。

在魚朝恩之後，宦官中還沒人擔任過觀軍容使一職，仇士良是繼魚朝恩之後第二個出任這個職位的宦官，同時這也標志著他的權力達到頂峰。

按說身為內廷之臣的仇士良與身為外臣的李德裕，本質上不應該有什麽沖突，而且李德裕八年的時間沒在朝廷，和仇士良也沒有什麽交集，雙方本可以和睦相處，但是為什麽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形同水火呢？

雖然李德裕有結黨營私的一面，而且打擊政敵絲毫不手軟，但實事求是地講，他和仇士良的矛盾，起因在於仇士良的心態失衡。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李德裕率領群臣為李瀍加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就在朝廷籌備這個月的二十三日在丹鳳樓舉行加尊號大典時，朝廷中有人向仇士良通風報信，說李德裕和度支使正在討論起草皇帝陛下在接受尊號後所要頒布的赦書，其中內容之一是要削減神策軍將士的軍衣口糧和馬匹草料。

仇士良聽完後勃然大怒，他當即對部下進行部署，說如果真是如此，等到皇帝陛下發布大赦的那一天，我就帶著神策軍在丹鳳樓前大鬧一場。

仇士良當時的情緒十分激動，他沒有冷靜思考自己說這番話會有什麽後果，他可謂是精明一世，糊塗一時。神策軍作為皇家禁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入則宿衛宮禁，出則為征戰的中堅力量，其地位十分重要，自它誕生之日起，歷代皇帝給予神策軍的待遇都要優於其他軍隊，所給予的賞賜更非其他軍隊所能相提並論的，當時就算皇帝李瀍厭惡仇士良，也不可能削減地位十分重要的神策軍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