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文武之德（第2/7頁）

歷史自有其軌跡，想著我一個念頭就可以逆天滅地，這想法不應該在歷史進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艱，戰戰兢兢地做事，最後還是走在了歷史的軌道上。他對軍隊的改革，本質上是在走著嶽飛的路，只是具體手段，外在表現不同而已。他對朝政的改革，實際上在走王安石的路，雖然具體施政差別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終殊途同歸。

這件事情有多難？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輕武，和這個年代的重文輕武有多大差別，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決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後還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個方向。這要面對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輕武被重新提出來，作為王朝滅亡的最大罪證，是在清朝。清朝與鮮卑北魏有諸多類同的地方，六鎮之亂導致北魏滅亡讓他們引以為戒。提出重文輕武的危害，一在於告誡旗人和漢人入旗者，不可漢化，不然六鎮之亂就是前車之鑒。二在於警告漢人，你們從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沒有武力，好好接受統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統治上層逼著別人做，漢族本身的知識分子也自覺地，在這一套話語體系中添磚加瓦。如趙翼《二十四史劄記》中說孝文帝：“蓋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蓋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

重文輕武的話語體系，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反漢化。這不是胡化，胡化與反胡化的矛盾已經消失，軍事體系中從根本的立軍之本理論上的矛盾就是漢化和反漢化。

用重文輕武導致武事廢弛這套話語體系來論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異族入中原前的漢朝和漢朝之前去的，因為這本是胡人軍事文化的特點。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來就是草原上千年來不斷上演的場景。只是這種軍事文化來到中原，最終與中原強大的文化與經濟結合起來，立國幾十年軍力潰爛之後，還能夠用中原物力強行續命。

這其中的關鍵，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傳統上所依賴的，漢族的軍事文化與制度已經斷代。數百年被胡人的軍事力量死死壓住，漢人自己也失去了軍事上的信心，被動主動地接納了鮮卑帶來的軍事文化。從那個時候再論兵事，可以看出來跟兩漢的明顯不同。

最終漢人的文與胡族的武，在雙方的互相作用，交流與碰撞中，一起揉合出來一個怪胎。漢朝兵民一體的傳統從此斷代，軍隊與社會隔絕，成為了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世代相傳，不事生產，靠著兵餉過活。各方接受，是說軍外的人為這個群體提供資源，這個群體持刀槍保護軍外的人，一如當年高歡說出來的理論。大宋斂天下之財以養軍，便是基於這樣一個基礎。當然事實是他們沒有起到保護的責任，索求的資源還越來越多。不能對來敵戰而勝之，還索求無厭讓國家供養不起，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產生。

只有改朝換代的時候，這個群體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簡單，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樣的路數，不過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這麽一個完全寄生性質的人群。他們只能依賴於政權，政權一散，這些人就衣食無著。而且他們是舊政權的幫兇，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這麽一個集團，接納他們，不然他們就只有一死，這是他們所謂忠誠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們手中，戰力再差，也能夠壓制住境內造反的人。

這樣一個外來文化寄生性質的軍事集團，天然帶著草原上基因。當有利可圖，勝利唾手可得的時候，他們耀武揚威。而一當外敵強大，就畏敵如虎，與敵合作是第一選擇。他們本是寄生在自己國家上的，與社會與人民割裂，沒有保家衛國的自覺。

這樣一個軍事集團，初興時，可能戰力強大，一安定下來，便迅速墮落。能打仗是為了多搶錢，而安定下來之後，只要提籠遛鳥，就能拿著刀從寄生的母體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對外作戰一有不利便投降動搖，對內鎮壓則窮兇極惡，是他們骨子裏的基因。

這樣一種文化，這樣一個拿著刀的集團，看起來應該是國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實不然。關鍵在於，這樣一個集團，裏面的人不事生產，不勞而獲，就可以過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襲的。從這個集團形成起，就有許多人想過這樣一種生活。表現為軍事集團只是那時候軍力是天下根本，當軍力無此力量，也有人想換一種名目繼續再造一個別的什麽集團出來。只要把這個軍事集團的歷史洗清，把理論做實，新的集團也就有了基礎。

這個集團也以表現為文人團體，可以表現為宦官團體，也可以表現為商人，甚至銀行家，各種各樣的名目。只要能夠世襲，不勞而獲，輕易獲得社會資源，就有人向往。南宋滅亡，這個軍事集團破產。數百年後，還能夠再次以八旗制度還魂，可以想見其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