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曠不羈（第3/22頁）

修武位於魏國都城洛陽之北的河內郡。當時的河內郡風景奇秀，洛陽的顯貴們紛紛在這裏修建別墅，一到休閑日，便從洛陽來河內度假。其中的山陽是河內的中心，被廢黜的漢獻帝劉協即以山陽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陽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劉伶，以及老家是山東的王戎。同在河內郡而不在同一縣的還有懷縣人山濤和向秀。陳留人阮籍家在洛陽，但極有可能在山陽建有別墅。他的侄子阮鹹，一直跟著叔叔生活。

竹林七賢能聚在一起，關鍵人物是山濤。

山濤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時候，正在山陽做小官，其間他結識了青年才俊嵇康，後又認識了阮籍，並把阮籍介紹給嵇康，三個人攜手入林。接下來，山濤推薦了老鄉向秀，阮籍則把侄子阮鹹和當時還是少年的王戎帶了進來，至於劉伶呢，大約是聞著酒味來的。

七個人在竹林中嘯聚清談、喝酒、彈琴，遺世而獨立，不醉而不歸，名聲漸漸大振。

關於竹林七賢，有個核心或者說領袖問題。

團體核心當然是最初的三個人：阮籍、嵇康和山濤。

這沒有爭議。個體核心呢，有人認為是阮籍，有人認為是嵇康。後世更多的人，認為年齡並非長者的嵇康為七人之首。

這仍是錯覺，或者說，是出於對嵇康的偏愛。

因為他太剛直，死得又太有風骨，而且那麽華美。去除偏愛，我們會發現：竹林七賢真正的領袖，仍是具有詩人身份的阮籍。

他們活動的地點主要在嵇康的莊園，具體位置在山陽城東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鹹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於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雲：‘白鹿山東南二十五裏，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

竹林七賢中，阮籍狂放不羈、頹廢傷感，有濃郁的厭世主義傾向，具有詩人、飲酒愛好者和玄學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大人先生傳》、《達莊論》。阮籍先後做過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的幕僚。面對曹家和司馬家的紛爭，他也許有看不慣的地方，但卻沒有強烈的站隊意識，只是心懷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嵇康呢，剛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論家兼打鐵愛好者和音樂演奏家，代表作為《廣陵散》、《與山巨源絕交書》、《聲無哀樂論》、《琴賦》、《幽憤詩》、《難自然好學論》、《養生論》。他是魏國的駙馬。從這個角度說，不管他想與不想，他都是曹魏陣營的人。但這時候，曹魏的權力已經被司馬氏所奪。他進退維谷。對司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兩兄弟攀緣的做法，他是越來越看不慣了。

山濤深沉，如裴楷所說：“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劉伶放曠，阮鹹狷率，向秀秀徹，王戎聰穎。

至於這七個人的生命結局：嵇康最終被司馬昭所殺；阮籍放縱不羈，但其行為一次次為司馬昭所容，得善終；劉伶和阮鹹，一個純酒鬼，一個酒鬼兼音樂家，後皆不知所終；向秀一度為官，終於無為，後來事跡不甚清楚，但為我們留下《莊子注》；王戎和山濤仕途顯赫，都成為西晉的重臣，官至宰相級別的三公。

我們會依據自己的好惡來評定竹林七賢。

但在晉代，名士們對這七人是不做優劣上的評論的。

比如，北府兵名將謝玄等人想評論一下，被叔叔謝安制止，他告訴侄子：“從先輩開始，就不去評論七賢的優劣，這是個傳統！”

從謝安的話中可以看出，對竹林七賢，名士們是無比尊重的 。

前面提到過名士由東漢向魏晉轉型的時代背景。但如果僅僅說因為魏晉是亂世，當時篡弑頻繁，士人朝不保夕，內心比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為，即放曠不羈，也是不足為憑的。因為，如果說魏晉亂世，篡弑頻繁，那麽五代十國比之於魏晉如何？當時怎麽沒出現如魏晉一般的風尚？

實際上，魏晉風尚的誕生，跟門閥士族盛大和皇權衰退有緊密關系。

同時，漢武帝時建立的獨尊儒術的根基還未牢靠，以老莊之說為底色的玄學應運而生，動蕩的時局和生命的無常確實也喚醒了士人心中對個體價值的重新思考。在幾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樣驚世駭俗的口號。

雖然不能說魏晉風度就是竹林七賢的風度，但七賢開辟的精神道路，初升於山陽的竹林，最後如光霞般在魏晉的山水間蔓延開來，進而為中國歷史打造出一個絕無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時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羈的處世方式，更是絕大影響了後世士人，並在他們心中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