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品人識鑒（第2/9頁）

嚴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為純粹的隱士。

他的隱逸與政治立場沒有關系，而是完全出自於個人的價值觀。

最後，他離開洛陽，返回富春江，在那裏以垂釣度過余生。嚴光對後世士人影響極大，成為東漢以後隱士的標杆。北宋範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中寫道：“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但後世對嚴光於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嚴厲批評。總結起來一句話：如果不是劉秀收拾亂世，哪有你在江邊安然垂釣的機會？

面對這樣的指責，嚴光就真的需要低頭嗎？

當然不必。他的個人選擇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他的選擇是忠於自己內心的。

東漢士人普遍的隱逸情結跟魏晉名士還不一樣，他們更多是來自道德上的標準，也就是“守節”，認為隱是高於仕的（“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而不是像魏晉名士那樣來自於對個體生命意識的自覺。除嚴光外，東漢還有周黨、王霸等著名隱士。

關於東漢隱士氣節之高，在周黨的答復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他們在權力面前保持著人格的高貴和獨立，堅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這實際上是隱士文化中最光輝的部分所在。

對東漢後期來說，政權的無望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導致了隱逸風尚的出現。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歸向了山林，那麽反過來又加速了當時政權的崩潰。《後漢書·陳紀傳》：“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為高。”尤其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後，作為“清流”幾乎已經無法在朝廷上立足，這時候就只有兩個選擇了：一是化為濁流，難得糊塗；二是歸隱林下，或講學，或全隱。

於是，出現了黃憲、郭泰和徐穉為代表的“漢末三隱”。

黃憲累世貧困，但學識、德行極高，名重一時。很多名士見了黃憲，都“茫然有所失”，除了郭泰的贊美外，名士周子居亦說：“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時陳蕃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為己任，曾站於朝堂上嘆道：“假如黃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陳蕃，東漢後期天下士人的領袖，仍有此語，可見黃憲名氣之大。

實際上，當時黃憲既沒說過傾世之言，更未過濟世之事，但卻仍名播天下，這正是隱士最詭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在東漢後期的三隱中，郭泰居北地，黃憲居中原，南方的隱逸代表，則是徐穉。

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賦《滕王閣序》中說：“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塌。”徐孺即徐穉，也就是受到陳蕃禮遇的那位。

徐穉博覽群書，無所不通，但有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對時局的判斷，所以堅持不仕，拒絕了陳蕃的出山邀請。

但陳蕃回到朝廷工作後仍向皇帝推薦了徐穉：“我見豫章隱士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都是高德之士，為世人所知，如果請他們出山，出任三公，將是國之大幸。”

桓帝下詔征五位隱士入朝，但沒有一個肯出山。

徐穉在山中讀書、耕種、自食其力，在其影響下，當地民風淳樸清正，世所罕見。這是隱士的力量。

徐穉雖然守志隱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舉過自己的人。

在陳蕃來之前，太尉黃瓊已舉薦過他了；後黃瓊去世，徐穉從江西徒步趕往江夏吊唁，因為身上沒盤纏，所以一路以給人磨鏡子掙出路費。

在江夏，參加葬禮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

但徐穉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趕，談到東漢時局，徐穉告訴來人：“請替我向郭林宗致謝，大樹將傾，非一繩可以維系。”

及至郭泰的母親去世，徐穉又千裏迢迢地從江西趕往山西。古代時這一路上經歷多少磨難，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穉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並未見郭泰而返回南方。

劉備如何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關於劉備，無須多說，他的仁慈，他的虛偽，他的重哥們兒義氣，他的時而流露的詭計。這裏說的是《三國演義》裏的劉備，而不是《三國志》裏的。

在這裏，曹操問裴潛：“你當年與劉備在荊州劉表手下共事，覺得劉備的才能如何？”

裴潛，字文行，同樣來自山西聞喜的裴氏家族，是裴秀的父親。初投劉表，及至曹操下荊州，裴潛入其幕，後累至尚書令，成為朝廷重臣。在世之時，他以清正廉潔著稱；同時，又善品人。正因如此，遂有曹公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