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發現使命（第2/7頁）

動亂不安的形勢促成了適合開展革命、暴動和暴力活動的社會氛圍。柏林政府號召對法國入侵者進行消極抵抗。工人們舉行了罷工。有些德國人開展積極抵抗和破壞活動。一些人遭到逮捕、審判，最後被法國行刑隊處決。有位名叫艾伯特·裏奧·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從事破壞活動被逮捕後遭到槍決，成為國家烈士和納粹英雄。德國人舉行政治反抗雖然感覺良好，但是卻造成極其嚴重的經濟後果：非常重要的工業生產幾乎全部停滯，失業局面已經失控。為了彌補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損失，德國政府采取了增加貨幣印制發行量的措施，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惡性通貨膨脹。柏林、漢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發了絕食抗議活動，迫使德國警察和軍隊向饑腸轆轆的德國人開槍鎮壓。

一戰結束後，德國很快遣散了大批軍隊，致使勞動力市場上又湧進500多萬人，其中許多人沒有工作機會。但是他們全都在一項技能上受過訓練，那就是對敵作戰。他們有很多的作戰理由。人們認為，由於受到無法控制的離心力的驅使，他們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結構均受到威脅。魏瑪共和國的“正常狀態就是危機”，歷史學家戈登·克雷格這樣寫道。11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中“唯一戰爭罪責”條款使德國人蒙受恥辱，讓他們背負著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滅頂之災的125億美元巨額戰爭賠款。即便是“黃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現出的先鋒文化興盛時期）初期，在德國許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亞，也被視為首都墮落頹廢、四分五裂的證據。

對上述問題爭辯最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亞。作為希特勒納粹黨的老巢以及其他許多持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黨派團體發祥地，巴伐利亞州是德國聯邦中難以駕馭的變節者，他們不斷提出特殊要求，拒絕接受國家裁決，揚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獨立發行貨幣，建立郵局和鐵路網。巴伐利亞是僅次於普魯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瑪共和國的眼中釘，德國的暴動之都。雖然巴伐利亞自稱“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後卻經歷了起義動亂的時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亂，名叫庫爾特·艾斯納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左翼示威遊行，一夜之間就把巴伐利亞國的統治者趕出了王宮。艾斯納在三個月之內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失敗後，被殺害在慕尼黑的一條人行道上。大混亂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產階級感到驚恐的是，一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掌握政權居然可達三個星期，只是後來被從巴伐利亞外面派來的右翼自由軍部隊采取暴力行動瓦解推翻。雙方進行了殘酷的鬥爭較量。

從那以後，巴伐利亞鐵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和潛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納粹黨徒。那些革命者同時也持有反革命立場；他們拒絕承認1918年11月那場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為一個革命者站在這裏”，希特勒後來經常這樣說，“我也會反對革命，反對（政治）犯罪。”希特勒與許多激進右翼人士將1918年的革命者稱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線兄弟會（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惱火的兄弟們（他們曾經在一戰戰壕裏長期作戰）認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們背後捅刀。“戰場上永不言敗”是他們的座右銘。他們的一位大英雄，一戰著名戰略家埃裏希·魯登道夫也從柏林搬遷到巴伐利亞，參加了頑固不化的種族主義政治活動。巴伐利亞甚至庇護過赫爾曼·埃爾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緝的“卡普政變”領導者。由於柏林政府中社會民主黨人（保守的巴伐利亞人將他們視為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占有優勢地位，慕尼黑也就成為支持德國、仇恨猶太人的各個種族主義運動派別流連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強硬路線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亞將成為“秩序的堡壘”，成為和平體面的獨特宜居之地。在左派運動席卷德國其余地方的困境中，這對於各個右翼派別而言具有特殊意義。巴伐利亞與以往那樣，仍然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對於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亞猶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奧地利人，在外省城鎮林茨長大。但是19歲到23歲這五年的成長時期，他是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度過的，漂泊無定，是個失意的藝術家。希特勒兩次被奧地利美術學院拒之門外，也沒有獲得高中畢業文憑。從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為遊客畫明信片風格的風景畫為生。他在維也納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畫作，或者把它們賣給小門小戶的藝術品經銷商，主要是猶太人。13他窮困潦倒，漂泊無定，從廉價的共用單間搬到破爛不堪的單人房間，後來又搬到兩個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個由富裕的猶太家庭提供部分資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個流浪漢，在24小時營業的咖啡館和公園長椅上至少度過了幾個淒慘的夜晚。後來他聲稱，結果“雙手和雙腳都凍傷了”。14也許由於這些貧困生活經歷的緣故，希特勒將維也納稱為“我一生中過得最艱苦，但是收獲也最全面的‘學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