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斷增加的壓力

希特勒最後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剛開始時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國入侵魯爾地區，柏林政府開展了災難性的消極抵抗運動，促使法國部隊對當地搞破壞活動的人進行血腥報復。德國漸漸陷入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當中，如臨滅頂之災。第二件大事也發生在1月，納粹黨第一屆“全國”黨代會預計於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開。希特勒同巴伐利亞當局因對大會計劃持有不同意見發生了嚴重對抗沖擊。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內舉行12次遊行和集會，每次都由他本人親自發表演說。納粹黨同其他主要敵人——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之間可能爆發嚴重沖突，這使得維持社會秩序的軍方與警方指揮官們深感震驚。指揮德國國防軍第七師（被稱為巴伐利亞師）的奧托·馮·洛索將軍神情嚴肅，是一位巴伐利亞人，在普魯士受過軍事訓練。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誠於慕尼黑，同屬於普魯士軍官階層的漢斯·馮·塞瑟爾將軍統領著巴伐利亞州警察部隊。這是一支師級規模的武裝力量，包括步兵和機動部隊。除了各政治敵對力量可能展開的街頭混戰以外，洛索和塞瑟爾最擔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裏尼不久前的做法，舉行暴動。因此他們禁止希特勒舉行12次集會。

這種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決一死戰的自大狂熱心理。在同巴伐利亞當局進行的激烈對抗中，希特勒揚言，如不取消禁令，在軍方或警方企圖使用武力阻止遊行的情況下，他就要“出現在第一排遊行隊伍中，用身體擋住射過來的第一陣子彈”。如果出現那種情況，希特勒態度傲慢地補充說：“巴伐利亞政府將在兩小時內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長愛德華·諾爾茨會晤後，希特勒怒氣沖沖甩袖離去時，又拋出一句具有典型個人特色的浮誇的歷史隱喻話語，高聲叫道：“讓我們在腓立比戰場[1]相見吧！”2

在同洛索單獨會面時，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並“鄭重承諾”他根本不會舉行暴動。3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鄭重承諾作為一種具有約束力的承諾很受重視。在希特勒做出“鄭重承諾”的基礎上，洛索、塞瑟爾和警察局長諾爾茨做出了讓步。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點權威臉面，他們要求希特勒只舉行6次，而不是12次集會；另外還要求希特勒原計劃在室外舉行的沖鋒隊隊旗的盛大祭旗儀式務必改在克朗馬戲院室內舉行。希特勒接受了這“半片面包”，然後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計劃進行一切活動。他一共舉行了12次集會，並在克朗馬戲院附近的馬斯菲爾德室外閱兵場上檢閱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納粹黨成員。當局對希特勒的大膽妄為感到震驚，不過並未進行幹預。希特勒面對國家的武裝力量依然不屈不撓並能贏得勝利，一時眾人皆知。洛索和塞瑟爾做出讓步是希特勒在輿論宣傳方面取得的重大勝利，這對於那些軍人而言則顯得有些尷尬。

希特勒的強硬姿態引起了一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澤克特的注意。德國這位職位最高的軍人的司令部設在柏林。別看《凡爾賽條約》已將德國軍人階層大幅度裁減，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當年《凡爾賽條約》將德國軍隊限制在10萬人以內，軍官只有4000名。這樣一支軍隊平叛內亂雖然夠用，卻無力對鄰國開戰。部隊規模不大，但是澤克特領導下的國防軍還是贏得了“國中之國”4的名聲。在政治動蕩的時刻，隨著政府受到來自不安分的準軍事組織和叛亂武裝的威脅，憂心忡忡的德國總統弗裏德裏希·艾伯特曾經問澤克特，國防軍到底支持誰。這位不苟言笑，身穿筆挺灰色軍裝，戴著單片眼鏡的將軍回答說：“國防軍支持我。”總之，澤克特是位手掌兵權的軍官。5

1923年3月，澤克特聽取別人意見，決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爾大傷腦筋的老兵暴發戶親自見上一面。到達慕尼黑後，這位普魯士軍官一連四個小時耐心地，或者說冷漠地傾聽希特勒再次胡言亂語大講“十一月罪犯”和背信棄義的猶太人，宣稱需要由一位偉大人物來接管政府。據當時在場的澤克特副官漢斯-哈拉爾特·馮·澤爾肖上校披露，當年從奧地利高中輟學的希特勒給面前這位德國職位最高的軍官講起了歷史，把德國的命運同那些采取斷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國家的命運進行了比較。希特勒振振有詞，言語激烈。他對澤克特說：“我們國社黨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馬克思主義政府成員的屍體掛在路燈柱上。我們要讓國會在烈焰中化為灰燼。當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時，我們會請您，將軍閣下，領導全德國的工人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