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國罪審判（第4/7頁）

令人震驚的是，奈德哈德竟然將個人“痛苦”和政治壓力作為進行長時間公開審判的理由。“由於被告方無法影響公眾觀點，被告的心裏充滿痛苦，已經到了近乎無法抑制的程度，”這位法官寫道，“如果要進行審判，就要給被告方機會，讓他們在廣闊的公眾視野中淋漓盡致地宣泄自己的情緒。”26

使人憂慮的是，奈德哈德將公眾意見作為審判要素合法化這種做法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奈德哈德很清楚，公眾情緒的力量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希特勒也明白這一點。

在審判第一天，下午兩點半，希特勒從設置在擁擠的法庭前排的小小被告席上站了起來（共有10個這樣的被告席）。近四個月來他遠離了巡回演講，多少周來一直沒有將嗓門拔高到發表演講的程度，也沒有日日夜夜的慷慨陳詞和恐嚇發言。希特勒必須在沒有預熱的“冷啟動”情況下，迅速抓住機會，在此時此刻充分地展示自己。他曾挾持一半巴伐利亞政府人員作為人質，並直接造成手下15人死亡，他也曾經憑借滔滔不絕的演講甚至嘶吼而生存。然而自8月以來他就未曾在公眾場合發表過講話。這一回，他就要當庭開講了。“希特勒先生，我請你就你自己的情況以及你如何卷入這場紛爭的過程做一陳述。”奈德哈德法官面無表情地說道。

希特勒身穿一身雙排扣黑色長禮服，胸前佩戴著戰爭勛章，在法庭上站得筆直，充分顯示出自己5英尺9英寸的身高。“庭上，請允許我做如下陳述。”他一開口頗具律師風範，並在後面的審判中一直保持著對奈德哈德獨有的禮貌態度。希特勒頗有氣勢地陳述出他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個人自傳式開場白，指出他已在德國軍隊服役了“四年半”，獲得的評價是“非常優秀”。然後他又反問道，為什麽一個受訓“盲目服從長官”的人卻卷入了“公共生活中的最大沖突，也就是與所謂憲法的沖突”？他為什麽被控犯有叛國罪？

在接連炮轟他所憎惡的魏瑪政府後，希特勒又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開始大發議論，解答問題。他那種漫無邊際、感情用事的冗長陳述不禁使人想起了他從前的多次政治演講，只不過這次陳述用時更長。據當時媒體報道，希特勒的法庭陳述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不過法庭記錄顯示持續了大約三個小時。27據一位現場目擊者稱，一開始，即便這位老練的蠱惑人心者發言時“也有些緊張”。但是很快他就恢復了常態，口若懸河，運用各種手勢動作，穿插講述逸聞趣事、歷史典故以及個人親身經歷，讓整個法庭為之動容。他那如復發潮水般的憤怒、激情和自以為是的演講風格（這是人們所熟悉的希特勒式滔滔不絕的演講風格）似乎讓聽眾一直聽得入迷，深深折服。事後，奈德哈德法官因沒有及時打斷希特勒的發言，沒有讓希特勒僅僅圍著既定話題發表陳述而受到批評。對此他攤開雙手無力地答道：“根本無法去阻止他那種口若懸河般的陳述。”28

希特勒發言時的確口若懸河，他將納粹黨的歷史講成了自己的歷史，甚至還有一段經典的苦難人生開端。“那年我剛過16歲，不得不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謀生。”他陳述道。這種說法顯然帶有誇張的成分。（實際上那個年齡的希特勒靠花家裏的錢生活，18歲之後才離開家，21歲後才開始自己獨立謀生。29）這個故事裏包含著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個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這種說法卻讓他將話題輕松地轉到了政治上：“17歲那年我去了維也納，在那裏了解到三個重要問題。”他解釋說，那三個重要問題分別是社會不平等、“種族問題”（指猶太人；他總把猶太人說成是一個種族，而不是一個宗教群體或民族群體）和背信棄義的馬克思主義。在另一句話中，他將猶太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歸結為一種邪惡勢力，其最終目標，他認為，就是“推翻整個現代國家”。他將猶太人稱為“雅利安人的最大敵人”。希特勒表示，年輕時的這段經歷讓他增長了見識，其結果是“作為一名世界公民我來到了維也納。五年後離開時，我已經成為一名徹底的反猶太主義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陳述直言不諱，毫不掩飾。他在前幾分鐘的陳述中拋出了其政治主張中的主要信條。他計劃在政治舞台上設立一個巨大目標，然後發起進攻。他將其政治理論建立在種族劃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戰，自我標榜為正式的反猶太主義者（似乎他在維也納窮街陋巷上的一個學徒店裏獲得了一個畢業證書）。然而自我標榜為“徹底的反猶太主義者”在今天看來並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之處。“反猶太主義”本身包含著極其惡劣的含義，而且當時德國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對它表示強烈反對。盡管如此，反猶太主義是那個時代一個影響廣泛並引發公開爭議的政治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共戴天的敵人”，希特勒這樣預言德國的未來災難並指出了一條救贖之路：“要麽允許這種民族毒藥，這種大規模擴散的肺結核在我們國家蔓延，使德國死於這種肺病；要麽我們鏟除這種疾病，使德國能夠興旺發達。”這種“民族毒藥”（指猶太教）的解藥不是“冷靜的分析”，他說道，而是一種“堅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熱政治運動……這樣才能夠使德國人民擺脫被奴役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