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6頁）

但事實上，雅典的實力在簽訂和約與西波塔戰役之間的十幾年裏並沒有增長，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認這一點。雅典實力唯一的增長是前433年與克基拉的結盟，而且這次結盟也是為了對付科林斯的行動，況且科林斯是不顧斯巴達的反對而悍然行動的。證據很明顯，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現並非心甘情願，而且是防禦性的，目標僅僅是阻止科林斯人極大地改變國際力量平衡。

但在危機中，人們會因為害怕未來的威脅而受到影響。斯巴達人也是這樣，他們看到“雅典人的力量開始彰顯出來，並影響斯巴達的盟邦”，大為震驚。“然後這種局勢變得難以忍受了，斯巴達人決定必須盡其所能，無比堅定地消滅雅典人的力量，打響這場戰爭。”（1.118.2）修昔底德解釋戰爭起因的上述三個版本全都支持他對主宰國際關系的根本動機——恐懼、榮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達人最深層次的利益要求他們維護伯羅奔尼撒聯盟的完整，以及他們對聯盟的領導權。他們擔心，雅典人的實力和影響越來越強，會繼續騷擾斯巴達的盟邦，最終導致這些盟邦放棄斯巴達聯盟、開始全力自衛，於是聯盟就瓦解了，斯巴達的霸權也就垮台了。斯巴達人的榮耀和自我認識不僅取決於盟邦對其領導地位的認可，還依賴於他們獨特政體的維持，而這個政體的安全則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懼、榮耀和利益。斯巴達人創建聯盟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因此，為了維護這個同盟，他們願意冒戰爭的巨大風險。要這麽做，就意味著維護盟邦的利益，即便這些利益威脅到斯巴達人自己的安全。這並非歷史上最後一次出現這種局面：一個聯盟的領袖被勢力較小的盟邦牽制，不得不去采納自己原本不會采納的政策。

根據公民大會的決定，斯巴達監察官要求召開斯巴達聯盟會議，對戰爭問題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來，而且也不是全都來開會了；我們估計那些沒有前來開會的盟邦並不贊成此次會議的目標。在到會的盟邦中，大多數（但不是絕對多數，這與修昔底德記載的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的情況不同）盟邦支持戰爭。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這場戰爭師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會很輕松或者必勝無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必須的。

斯巴達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發動入侵，在向波提狄亞人許諾僅僅幾個月後就兌現諾言。這樣的入侵準備起來很簡單，只需要幾周時間，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氣也有利於作戰；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戰，也可以破壞他們的財產。雖然雅典的糧食早已收割完畢，但還有足夠時間去破壞雅典城墻外的葡萄園、橄欖園和農莊。如果雅典人像斯巴達人預計的那樣渴望交戰，那麽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誘惑力的計劃。

但是，斯巴達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裏沒有采取任何軍事行動。在此期間，斯巴達人派了三個使團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個確實致力於避免戰爭。過了很久之後，武裝沖突才正式爆發，而且斯巴達人繼續努力進行談判，這說明在辯論的激情消退之後，阿希達穆斯二世謹慎而冷靜的論點產生了效果，斯巴達人的情緒恢復為慣常的保守。或許還有機會避免戰爭。

雅典選擇戰爭

斯巴達的第一個使團可能於8月底抵達雅典。他們要求雅典人“祛除女神的詛咒”，這指的是兩個世紀前伯裏克利母系家族一位成員犯下的瀆神罪行。人們普遍將伯裏克利與其母親的家族聯系起來。斯巴達人希望世人會因此事責怪伯裏克利，認為是他給雅典帶來了麻煩，借此打擊伯裏克利的公信力，因為“作為那個時代最強有力的人和國家領袖，他事事反對斯巴達人，不允許雅典人妥協，並不斷驅使他們奔向戰爭”（1.126.3）。伯裏克利的確始終反對在沒有仲裁的情況下向外國妥協；在斯巴達人及其盟邦投票決定參戰後，伯裏克利拒絕繼續與其進行談判，認為這只不過是打擊雅典人決心的策略而已。

伯裏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應，要求斯巴達人為不是一樁，而是兩樁宗教罪行贖罪、驅逐責任人。第一樁瀆神罪行是，斯巴達人曾殺害躲避在神廟中的黑勞士。這是為了讓大家注意到，斯巴達人盡管打著“為希臘人的自由而戰”的旗號，但實際上在自己的國土上殘暴地統治著數量極多的希臘人。第二樁瀆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達國王對自己的希臘同胞施以暴政，最後叛變，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達人還派遣了其他使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後執著於一個要求——“他們公開地、非常明確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銷對墨伽拉的禁運，就不會有戰爭。”（1.139.1）這與斯巴達之前的激進立場相比，是很大的讓步，顯然說明在投票決定參戰之後，斯巴達的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普魯塔克說，阿希達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決盟邦的投訴，平息他們的怒氣”（Pericles 29.5），但國王和他的政敵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達的局勢。阿希達穆斯二世的力量顯然足夠強大，能夠繼續與雅典談判，但他的政敵也能持續地要求雅典在不經過仲裁的情況下做出讓步。因此，國王和他的政敵達成的妥協是，仍然拒絕接受仲裁，但將對雅典的要求減少到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