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革命運動（前411年）

自前431年戰爭爆發以來，雅典人民在二十年的熱戰和冷戰中表現出了令人稱贊的團結。他們無法自由使用鄉村的農場和房屋，被迫擠進擁擠的城市中心，遭受嚴重的瘟疫，最後還在西西裏島蒙受了慘重損失，經歷了可怕的苦難，但他們仍然團結一心。自一百年前雅典驅逐僭主以來，雅典人一直保持著這值得稱道的團結統一。西西裏島災難之後，雅典人出人意料地迅速奪回了制海權，似乎能消除那次蹩腳行動的惡果，收復帝國境內的失地，也似乎能重獲勝利的希望。然而，波斯的參戰使這些前景都暗淡下來。前411年，潛伏已久的敵視民主制的力量開始在雅典復蘇，其利用波斯的嚴重威脅和亞西比德的野心，去攻擊民主制政權。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前411年是雅典從僭主統治中獲得解放（此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制政權）的一百周年紀念。在這一百年裏，雅典發展得繁榮強盛，雅典人民漸漸將民主制視為雅典理所應當的政體。不過，民主制在希臘各城邦當中還是很少見的，大多數城邦都由寡頭政權統治，有的寡頭統治集團人數較多，有的則較少。雅典的上層階級也接受了民主制，參與爭奪領導權的競賽，或簡單地置身事外，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雅典幾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是貴族出身。

貴族傳統

有些貴族從來沒有拋棄對民眾統治的鄙夷，這種偏見在希臘傳統中根深蒂固。在荷馬史詩裏，貴族做出決策，發布命令；普通百姓安於自己的位置，服從貴族。前6世紀時的墨伽拉詩人泰奧格尼斯是貴族，但他的世界被政治和社會變革顛覆了，他的詩歌帶有憤恨，他的思想一直到前4世紀仍然對反對民主制人士產生強有力的影響。泰奧格尼斯根據出身將人類分為兩種：善良且高貴的人和惡劣且卑賤的人。只有貴族擁有判斷力和虔敬，只有他們能做到溫和、克制和公正。廣大群眾缺乏這些美德，因此是無恥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質是無法傳授的：“生養一個人容易，教他理智卻很難。從來不曾有人找到一種辦法，讓一個蠢貨變聰明，也不能讓壞人變善良……如果能夠炮制思想並將其灌輸給一個人，那麽一個好人的兒子永遠不會變壞，因為他會聽從好的建議。但永遠沒有辦法通過教導讓壞人變好。”（Theognis 429-438）

前5世紀中葉時底比斯詩人品達的觀點受到雅典上層階級的極大推崇。他的思想與泰奧格尼斯如出一轍：出身高貴的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廣大群眾優越，而這種差距是不能通過教育來消除的。

光輝血統的意義重大。

一個人可以學習，卻仍然昏聵無能，

東搖西晃，始終步履蹣跚，

他的頭腦粗陋，

吸收了一千種美德的碎片。

（Nemea 3.40-42）

只有天生睿智的人才能理解：

我臂彎下的

箭筒裏

有許多鋒利的箭。

它們對理智者發言；

大多數人需要譯員。

睿智的人憑借血統便懂得許多事情；

粗陋的人需要被教導。

他們什麽都說。他們無聊地喋喋不休，

像烏鴉，與宙斯的聖鳥形成對比。

（Olympia 2.83-88）

在被這種思想塑造的人看來，即便說得好聽些，民主制也是愚蠢的，它也可能變得不公正和不道德。前5世紀20年代一位佚名作者（常被稱為“老寡頭派”）寫的小冊子《雅典政制》揭示了一些雅典人在戰爭期間的不滿情緒。“至於雅典人的政制，我不會贊揚他們選擇了這種政制，因為他們這麽做就是將大部分權力交給了粗鄙民眾，而非善人。”（1.1）那些安全而有薪水的職位給了群眾；那些危險的職位，如將軍和騎兵指揮官，則由選舉產生，給了“最有資格的人’（Constitutions of the Athenians 1.3）。

“老寡頭派”這樣的人的願望是，他們的國家能成為一個“歐諾彌亞”。這是斯巴達人給他們的政體取的名字，品達也用這個說法來稱呼科林斯的寡頭政權。在這樣的政體下，最優秀和最有資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懲罰壞人；好人“不會允許瘋子出席議事會或者在公民大會發言。但由於這些好的措施，人們當然會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眾通過奮鬥來保持民主制這種“惡政”，因為這對他們有好處。“但任何更願意居住在寡頭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變得不道德的準備，因為他們知道，壞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頭制城市更容易潛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為奇的是，抱有這種信仰的人將把推翻民主制視為道德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