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第2/4頁）

民主制與戰爭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對民主制的敵視不僅僅是哲學思考，還變成了實際問題。漫長的戰爭、苦難和匱乏，無法贏得決定性勝利的所有戰略，以及西西裏島災難，人們很容易將這些歸罪於政權的性質和領導政府的人。雅典長期缺少像客蒙和伯裏克利那樣強勢且受尊重的貴族領導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對者之間的緩沖地帶。前411年，領導權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樂部的權力，這些俱樂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敵人的力量。這些倶樂部的成員和其他有產階級人士為了維持戰爭，承擔了史無前例的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在戰爭期間，納稅人群體也萎縮了不少，從戰前的大約2.5萬名成年男子減少到戰爭後期的約9000人。

到前411年時，許多雅典人（不僅僅是寡頭派）開始考慮對民主制進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換政權。此項運動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亞西比德。和以往一樣，他這麽做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出於個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認識到，提薩弗涅斯對他的保護是轉瞬即逝的，他們發生利益分歧只是時間問題。亞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統治下的斯巴達，所以他準備利用他對提薩弗涅斯的暫時影響力，贏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機會。

亞西比德的第一個步驟是與薩摩斯島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將軍、三列槳座戰船船長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取得聯系，請求他們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並告訴他們如果“精英人士”願意以寡頭統治取代民主制，那麽他將返回雅典，並帶來提薩弗涅斯的支持。這個計謀奏效了，“因為在薩摩斯島的雅典士兵感到，亞西比德確實能對提薩弗涅斯產生影響”（8.47.2），於是開始通過使者與亞西比德對話。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們注意的話，他認為寡頭派運動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領導人：“即便沒有亞西比德的影響和諾言，在薩摩斯島的三列槳座戰船船長們和最顯赫的雅典人也熱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處說在薩摩斯島的所有雅典領導人都抱有這樣的動機，肯定是錯的，因為有一位我們知曉名字的三列槳座戰船船長——斯泰裏亞的呂庫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從來就不是民主制的敵人。從一開始，薩摩斯人得知有寡頭派圖謀推翻他們的民主制政權時，便來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這些人“似乎始終特別敵視那些密謀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來，保衛薩摩斯民主制政權，鎮壓了寡頭派叛亂。他們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於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軍隊罷免了將軍們，選舉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為將軍，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戰爭的余下時間裏，他一直是一位忠誠的民主派領導人，在戰後則是抵抗和最終推翻三十僭主寡頭統治、恢復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誤，那麽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樣是錯誤的。因此，我們絕不能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他的觀點，而需要對每一個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色拉西布洛斯與溫和派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色拉西布洛斯忠於民主制，他卻是薩摩斯島上支持亞西比德重返雅典陣營的人之一。所以，其他人歡迎這位變節者回來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他對民主制政權的敵視，而是另有緣由。從一開始，薩摩斯島上的雅典領導人就分成至少兩個派系。其中之一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派系，修昔底德說他的“觀點始終一致，即應當召回亞西比德”（8.81.1）。但這意味著在前412年年末，這位畢生忠於民主制的領導人願意對民主制加以限制，至少是暫時的限制，因為只要當前體制還在運轉，就不可能恢復亞西比德的地位。亞西比德本人起初公開表明他對寡頭統治的支持，但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真正的民主派可能迫使他淡化了自己的措辭。亞西比德在與薩摩斯島的一個代表團會晤時，已經使自己的立場溫和了不少，承諾“如果雅典人不處於民主制統治之下”（8.48.1），就可以將提薩弗涅斯拉到雅典同盟當中。他措辭的微妙變化是對色拉西布洛斯等人的妥協，後者願意修改政體（賢哲的出現就已經改變了政體），但不願意走得更遠——改為寡頭制。

色拉西布洛斯在說服薩摩斯島的雅典軍隊授予亞西比德豁免權並選舉他為將軍之後，便親自乘船去往提薩弗涅斯營地，接回亞西比德。正如修昔底德解釋稱：“他把亞西比德帶回了薩摩斯島，因為他認為對雅典來說唯一安全的辦法就是讓提薩弗涅斯離開伯羅奔尼撒人，將其拉攏到雅典陣營。”（8.81.1）色拉西布洛斯相信，如果波斯和斯巴達仍然保持盟友關系，那麽雅典就完蛋了。要贏得戰爭，雅典就必須爭取波斯的支持，而只有亞西比德能辦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