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五千人”（前411年）

寡頭派的使者從薩摩斯島返回雅典後，只將亞西比德的部分信息傳達給了“四百人”。使者們告訴“四百人”，亞西比德堅持要求雅典人繼續作戰，不要屈服於斯巴達人；他希望與寡頭派和解並贏得戰爭勝利。但使者們隱瞞了這些事實：亞西比德支持“五千人”，反對“四百人”繼續統治，並且要求恢復舊的五百人議事會。如果使者們把這些情況如實相告，必然會加深運動內部的裂痕，但即便是這個經過修改的版本也令溫和派頗受鼓舞，他們“是參與寡頭統治的大多數，在此之前就已經很不滿了，非常樂意用任何辦法擺脫此事，只要辦法是安全的”（8.89.1）。

“四百人”內部的分歧

“四百人”內部異見人士的領導者是塞拉門尼斯和斯基利裏斯之子阿裏斯托克拉特斯。塞拉門尼斯在這段時間的行為預示著他未來代表雅典溫和派政權的大膽而活躍的政治生涯。阿裏斯托克拉特斯是一位雅典顯貴，曾經是一位重要的將軍，有資格在《尼基阿斯和約》和與斯巴達的盟約上簽字，並且還是前414年阿裏斯托芬的喜劇《鳥》嘲諷的對象。和塞拉門尼斯與色拉西布洛斯一樣，阿裏斯托克拉特斯曾支持遏制雅典民主制的運動，後來又反對“四百人”；他也作為亞西比德的同黨，在復蘇民主制政權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四百人”內部心懷不滿人士的討論中，塞拉門尼斯和阿裏斯托克拉特斯宣布，他們不僅害怕亞西比德和薩摩斯島的軍隊，還畏懼“那些向斯巴達派遣使者的人，擔心這些人不與大多數人磋商，就做出危害城邦的事情來”。但塞拉門尼斯和阿裏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小心地避免使用反革命言辭，免得引發更多恐怖鎮壓和公開內亂，那樣會使雅典城被斯巴達輕松征服。於是，他們堅持要求“四百人”兌現諾言，“切實指定‘五千人’（而不是僅僅拉出一個名單來），並建立更平等的政體”（8.89.2）。

除了特定個人的野心外，塞拉門尼斯和阿裏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受到了恐懼和愛國主義的驅動。隨著局勢惡化，極端派完全可能轉而反對“四百人”內部的異見分子，而且極端派已經表現出鏟除對手的意願。另外，如果薩摩斯島上的雅典民主派控制了局面，他們就不大可能對“四百人”的創始人寬大為懷。時間一天天過去，極端派為了挽救寡頭統治和自己的命而將城市出賣給斯巴達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但雅典的溫和派決心保衛城市獨立，堅持作戰直到勝利。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派公民同胞認可他們的貢獻，多次任命他們為軍事指揮官。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溫和派盡快行動起來。

寡頭派出賣雅典的陰謀

盡管使者們小心翼翼地沒有把亞西比德的全部信息都傳達給“四百人”，薩摩斯島傳來的消息還是讓極端派領導人大為警惕，以至於他們開始在比雷埃夫斯港口附近的愛提奧尼亞（這是一塊海岬，從港口入口處向南延伸）建造一座要塞。建造新要塞的公開目的是讓一支小部隊控制港口，抵禦內部敵人從陸地一面發起襲擊。但塞拉門尼斯和溫和派立刻認識到，這是一個潛在的危險。他們抗議道，新要塞的真實目的是“在任意時間從海陸兩路接納敵人”（8.90.3）。亞西比德歸國的消息也讓極端派更加害怕。他們“看到大多數公民和他們內部一些之前被認為可靠的人，都在改變主意”（8.91.1）。雖然他們更願意保有自治權、在雅典建立寡頭統治、保衛帝國的領土完整，但如果喪失了帝國，他們就會尋求自治，而不是接受民主制復辟。“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他們願意引入敵人，放棄船只和城墻，代表他們的城市以任何條件與敵人講和。”（8.91.3）於是他們加快了愛提奧尼亞的建設，並派遣十幾個人，包括安提豐和普律尼科司，“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條件”（8.90.2）向斯巴達人求和。

對於這些談判的具體情況，我們只能做一番猜測。這些雅典人可能要求維持現狀，就此議和，但斯巴達人拒絕了。於是雅典使團從斯巴達返回，未能締結協定，但他們與斯巴達人談了幫助極端派逃亡的問題：安提豐及其同僚做了安排，為了保證自身安全，他們將出賣城市。

新要塞的護墻一天天升高，塞拉門尼斯也越來越公開、強烈和勇敢地對此表示不滿，盡管反對極端派非常危險，隨時都可能被告發或被暗殺。但一起性質完全不同的暗殺，終於促使“反革命”爆發了。普律尼科司離開議事會大廳後，在擁擠的阿哥拉被人殺死。殺手逃跑了，一個曾陪同殺手的阿爾戈斯人即便遭受毒刑拷打，也不肯揭發暗殺密謀者。與此同時，消息傳到雅典，一支伯羅奔尼撒艦隊打算援助優卑亞人的叛亂，在埃皮達魯斯登陸了，隨後襲擊了埃吉那島。這不是去往優卑亞島途中的停留，而是徑直開往比雷埃夫斯。塞拉門尼斯、阿裏斯托克拉特斯和“四百人”內外的其他溫和派，召開了緊急會議。塞拉門尼斯近期一直在發警報，伯羅奔尼撒艦隊的真實目標不是優卑亞島，而是雅典的港口。他現在要求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