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2/20頁）

在戰時的德國，任何人遭到這樣的指控，通常都會被關進集中營。蘭曹告訴我母親無論如何不可企圖離開德國；最明智的做法，是讓她暫時消失一段時間，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時，她又著手組織對蘇聯戰俘進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親一向堅決反共——她的兩個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喪命。這個立場她堅持了20年，甚至本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原則，贊同希特勒。1941年，她為了參加塔蒂阿娜的婚禮來到柏林時，仍然相信德軍入侵俄國將造成俄國民眾群起反抗共產體制；待重新建立俄國國民政府之後，再來對付德國人不遲。因為她從未在納粹統治下住過德國，想說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樣是惡魔，並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為了毀滅波蘭如何狼狽為奸，又握有德國人在波蘭種種暴行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倆並不抱存任何幻想。

隨著德軍在俄國占領區內，種種殘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諸世人，以及俄國境內及各地戰俘營內受害人數不斷增加，母親對祖國的愛，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護士所產生、現在又再度復發的“恐德症”，終於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蘇維埃情結，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減輕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應從俄國戰俘開始。

她不僅開始與許多在德軍司令部裏的老友聯絡，亦通過紅十字會駐柏林代表馬蒂博士，與日內瓦國際總部接上線。但蘇維埃政府與革命之前的俄國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絕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意味著俄國戰俘在祖國政府的眼中，和叛國者並無不同，只能自生自滅，大部分人的下場是餓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親於是聯絡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紐約托爾斯泰基金會工作的蘇菲·帕寧伯爵夫人。在她牽線之下，兩位世界聞名的俄裔飛機制造商，西科斯基與舍維爾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國東正教教會相繼介入。他們很快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救援機構，湊足幾艘貨輪的食物、毛毯、衣服及醫療用品等。此時美國已參戰，因此這批物資都必須向中立國阿根廷購買。當這批貨輪正打算啟程，長途穿越到處都有德國潛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時，整個計劃卻幾乎流產：捐贈人提出一個條件，要求救援物資必須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俘虜營內配發。德國軍方已經同意，但最後需經希特勒親自批準。

母親去見陸軍總部的一位上校，他帶她走到隔壁的蒂爾加滕公園，避開監視的耳目，開口說：“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說：‘不！絕不！’母親答道：‘好，那我就寫信給曼納海姆陸軍元帥，他絕不會說‘不！’”母親說到做到。當時統帥芬蘭陸軍的曼納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紅軍手中解放芬蘭，他亦是前俄國近衛軍軍官，和我們家是世交。由於他的影響力，芬蘭軍隊（不像他們的德國戰友）對蘇聯作戰期間表現一直規矩正派，對待戰俘亦完全遵守日內瓦協議的規定，因此他們的戰俘大多生還。母親很快接到曼納海姆的回復，救援船只如期抵達瑞典，物資亦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芬蘭的各戰俘營內迅速發放。

8月1日，星期日

漢堡的命運令柏林居民焦慮。昨晚盟軍飛機投下大批傳單，呼籲柏林城內的老弱婦孺立刻離城；他們在轟炸漢堡之前也這麽做過。看來情況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昨天我上夜班。搭的車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終於在晚上11點抵達辦公室，正打算離開的同事神情嚴肅地過來跟我道別，因為他們聽說今晚會有空襲。結果，我在沙發上一覺睡到早上9點，回家後先洗個澡，再吃早餐。明天我將搬去波茨坦俾斯麥夫婦的住處，晚上不再住在城裏。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貼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參與防禦工作的婦孺立即撤離。車站裏因此擠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亂，因為很多漢堡人也必須經過柏林往別的地方去。還聽說政府辦公室都將遷出柏林，我們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過我並不很在意。母親現在晚上都去旺達·布呂歇爾的家住，而且也終於同意盡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與馮·哈塞爾大使午餐，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墨索裏尼的趣事（他們倆很熟）。他現在已退休，常寫些討論經濟學的文章，不斷寄給我看。但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個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為實在太累。可惜戈特弗裏德·俾斯麥帶著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海爾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長——回家，我的睡眠只好往後延。海爾多夫伯爵經常來波茨坦，他們長談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樣子，不過也已搬來波茨坦住的羅瑪莉會隨時告訴我我稱之為“密謀”的進展。羅瑪莉非常狂熱，總想把各形各色的異議人士撮合在一起，經常表現得任性又魯莽；戈特弗裏德卻永遠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