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3/25頁）

1月30日，星期二

由於我尚未正式做護理工作，護士長（她人非常好）特準我不戴護士帽到處走動，別的護士卻已經開始抗議，說我擺出“好萊塢作風”。如今在德國若想符合標準，必須整天灰頭土臉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醫生和護士長不講話，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習慣不塗口紅。西塔·弗雷德一看見我塗口紅就大為緊張，不斷哀求我擦掉。

今天護士長命令我去讓負責替職員看病的醫官蒂利克醫生檢查身體。西塔慎重警告我，絕不可掉以輕心。因為據說他是醫院裏的加裏·庫珀；她連得扁桃腺炎的時候都不讓他碰一下。她甚至還去找護士長鬧了一場，等到我去照X光時，她就站在旁邊，雙手叉腰，隨時準備和那個魔鬼交鋒。不過最後她還是得讓我們單獨相處，離開時，一臉的不情願。蒂利克醫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著“簡略”的服裝——談論兩年前我從馬上摔下來，接著脊椎受傷的經過；整個過程中規中矩，不過他的確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學生，當初就是靠埃平格開的證明，我才能離開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爾根·葛納堅持要安托瓦內特現在就離開維也納，免得以後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家人也開始緊張，於是昨天她便啟程前往巴伐利亞，去和一位老同學住。我一定會很想念她。昨天約根派他的勤務兵來幫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單獨跟歐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裏斯托爾旅館（以前每次來維也納都住在那裏），跟他們長期租最小的房間（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許這個辦法可行，因為現在我在“戰時必要單位”工作。

我的糧票快用完了，得向漢諾威的克裏斯欽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國旅館，因為身為王族王子（而且還跟英國王室有親戚關系）被陸軍踢出來，後來進大學念書。

早上休假，和布裏斯托爾的經理費希爾先生談住房問題，似乎頗樂觀。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發生嚴重空襲。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裏，其實情況好不到哪裏去，因為我們可以聽見每一枚炸彈落下來的呼嘯聲，感覺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這種情況，我總是陪在傷勢最嚴重的人身旁，看見他們那麽地無助，自然會變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內特·葛納高興，因為這次空襲炸斷了主要的鐵路線。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嚴重空襲。

塔蒂阿娜從布拉格打電話給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療。聽到她的聲音真好。

費希爾先生通知我，這個周末便可搬進布裏斯托爾。

2月10日，星期六

空襲愈演愈烈。今天是近來第三次遭到轟炸。院長發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夠走動的病患，以及較年輕的護士，遇到空襲時不可再待在醫院內，必須走五分鐘左右到貫穿土耳其公園的鐵路隧道內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認為這個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過八萬人擠進去。人潮從早上9點就開始排隊，等到警報聲響時，入口處已擠得水泄不通，萬頭攢動，全往裏面擠。沒有人能每天忍受這種情況，更糟的是，我們必須留在醫院內，等到最後一分鐘才逃出去，所以總是最後一批抵達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才進去躲過兩次。我必須承認自己的膽子（經過在柏林躲警報多年之後）還是很小，現在來維也納，一聽到投炸彈的聲音就開始發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進布裏斯托爾，他們給我一個極小卻一塵不染的房間。不過費希爾經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為旅館裏擠滿了黨衛軍的人。我很不以為然；我也是勤奮工作、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勞工，為什麽就不能擁有一個像樣的房間？！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嚴重，已收拾剩下的財物，搬進隔壁的格蘭德旅館。我們在格蘭德旅館內發現兩輛單車，先沿著旅館內的走道騎了一陣子，接著騎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車上，推回布裏斯托爾。經理告訴我們，上一次保羅·梅特涅來住的時候，留下兩瓶拿破侖白蘭地。既然酒可能會在空襲中不保，他便頗不情願地交了出來，我們把酒也放在自行車上推進房裏，開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襲。

2月13日，星期二

空襲。

2月14日，星期三

空襲。

維也納唯一照常工作的團體是愛樂交響樂團，從醫院下班後，我幾乎每天都去聽他們的演奏會。

盟軍在雅爾塔舉行的會議已結束。我的小收音機只能收聽到德國的廣播電台，報道當然有限。

謠傳德累斯頓一連遭到兩次猛烈轟炸，整座城已被夷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