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徒（第4/11頁）

我自己那篇報道的小綠點已經消失了。看來就連政府的生物學家也對雙飛·範貝比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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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沒有犯傻賭革命的時候，就在國立老撾大學教農學。要是他在首都郊區的稻田裏做農民，而不是被知識分子和各種觀點包圍，我們的生活大概會有所不同。但他的業報就是當老師，當學者。所以，盡管他讓老撾水稻產量增長了30%，他也仍然充滿賭徒的異想天開：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薩哈羅夫、曼德拉、昂山素季。他們都是真正的賭徒。他會說，如果南非白人能有點廉恥，篡位君主就能走上正道。他還說，梭羅抗議都那麽彬彬有禮，肯定是個老撾人。

在我父親的描述裏，梭羅是個森林僧侶，躲進叢林尋求徹悟。住在馬薩諸塞州的榕樹下、藤蔓中，對痛苦的本質苦思冥想。我父親認為，他肯定是某個羅漢轉世。他經常說起梭羅，在我的想象中，這個鬼佬也和我父親一樣身材魁梧。

在政變和反政變之後，在東亞某國支持坎辛叛亂之後，我父親的朋友們會在天黑後來訪。他們常常談起梭羅先生。我父親會和他的朋友們、學生們坐在一起喝老撾黑咖啡，抽煙，然後他就會寫下措辭謹慎的控訴書來抨擊政府，再由學生們復制，留在公共場所，發到貧民窟，夜半時分貼在墻上。

他在遊擊控訴書中質問他的朋友們都到哪兒去了，為什麽丟下家人。他會質問為什麽僧侶在皇宮前絕食抗議會遭東亞某國軍人毆打。有時，他喝醉了，這些小賭滿足不了他的冒險天性了，他就會給報社寄時評。

沒有一篇時評見報，可他似乎著了魔，總覺得報紙可能會有所轉變，覺得他作為老撾農業之父的聲望可能會動搖某個想不開的編輯，發表他的控訴書。

結果呢，我媽給一位便衣警官端來咖啡，還有兩個警察在門外守著。警官很有禮貌，他給我父親遞上一根三五牌香煙，還給他點上。這牌子當時幾乎已經從市面絕跡，很是緊俏。隨後，他輕輕推開茶杯和杯碟，騰出地方，把傳單攤在茶幾上。它皺巴巴的，沾滿泥巴，上面全是控訴坎辛的話。毫無疑問，出自我爸之手。

父親和警察兩人只是坐著抽煙，靜靜瞧著那張傳單。

最後警官問：“您能停手嗎？”

父親吸了一口煙，一面看著桌上的傳單，一面慢慢吐出煙霧。警官說：“對於您為老撾王國所作的貢獻，我們都充滿敬意。要不是您在農村的工作，我自己家裏的人也得餓死。”他向前傾了傾身子。“如果您答應不再寫這種傳單和控訴書，這一切就算兩清。全都一筆勾銷。”

我父親還是一言未發。煙抽完了，他撚滅煙蒂。“這種保證很難做啊。”他說。

警官很吃驚。“您有朋友替您說情來著。您再考慮考慮吧，看在他們的面上。”

我父親微微聳了聳肩。警官攤開皺巴巴的傳單，把它撫平一些，又讀了一遍。“這些傳單沒有任何用處。”他說，“坎辛的統治不會因為您印了幾張控訴書就倒台。大部分傳單在人讀到之前就已經被撕掉了。它們什麽用也沒有，根本沒有意義。”他幾乎要哀求起來。他擡起頭，看到我盯著門。“停手吧。就算不看在您朋友的分上，至少看在您家人的分上。”

我很想說我父親慷慨陳詞，說了關於反對暴政的高尚的話，或許引用了他的某個偶像——昂山素季或薩哈羅夫，或者梭羅和他彬彬有禮的抗議。但他什麽也沒說。他只是雙手放在膝頭坐著，低頭看著破破爛爛的傳單。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大概很害怕。以前他總是很輕松就能發表長篇大論，但那時他只是一直重復著：“這很難啊。”

警官等待著。最後他看出我父親再沒有其他話可講，便放下咖啡杯，招手叫手下進來。他們都彬彬有禮。我記得他們帶我爸走的時候，警官甚至跟我媽道歉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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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飛·範貝大獎開獎第三天，馬蒂打造的綠色太陽明媚地照耀著我們所有人，將我們籠罩在它寧靜而富足的光芒中。我戴著額葉公司出品的耳機，與世隔絕，專心撰寫我的最新報道。用第三語言寫作總是有點困難，但我最喜歡的同胞歌手酷薇正在我的耳邊低唱“愛情是只小鳥”，工作進展很順利。有酷薇用我童年的語言對我唱歌，我覺得很放松。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頭，打斷了我。我摘下耳塞轉過頭。珍妮絲站在我身後。“翁，我得跟你談談。”她做了個手勢叫我跟她走。

我跟著她進了辦公室。她關上門，走向書桌。“坐吧。”她在平板電腦上敲擊了幾下，瀏覽數據。“你工作怎麽樣？”

“很順利。謝謝。”我不確定她是否還想讓我說點別的，不過她大概會告訴我的。美國人說話不太拐彎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