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江上潮來浪薄天 第四節（第3/5頁）

“道理說得好聽，但依區區之見，要是有人日日在我面前說著格言至論，用不著盈耳充腹，我早已避之惟恐不及。難道司馬公不知道要養正於蒙麽？但教人向善，不是靠著念經——和尚們整天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卻見有幾個不偷吃酒肉？防微杜漸，也不能只靠著堵，大禹之時，便已知堵不如疏了……程先生見識不及司馬公、石山長、桑山長，高下之別，便在這裏了。”賀鑄言語中的譏諷之意更濃了。

“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仿佛是受到賀鑄的刺激，連楊時也刻薄起來。

聽到這裏，蔡京已經聽出來雙方話中隱隱的火藥味——雙方的爭論不知不覺便已經升級了。他不免暗暗納悶，這其實不過是些些小事，楊時又何至要這般發泄自己的不滿？賀鑄說話怎麽便如此不留情面？連呂大臨的語氣中，也似乎有著絲絲未能掩藏住的情緒……但桑充國卻已經開始在心裏後悔自己沒有及時制止住這場爭論了。

在白水潭學院，石越、桑充國、沈括等人代表的石學，與二程為代表的理學，一直是兩個影響最大的學術派別，平素裏便辯論不斷。相對而言，雙方的確有很多的共同點，比如二程主張“格物致知”，主張萬事萬物，都要弄明白它的“所以然”，這些主張與石學的主張調和之後，便成為白水潭學院一切生機與活力的基礎。但在很多問題，雙方又是有很多的分歧的。比如二程繼承張載的主張，修正孟子的性善論，將人性二分，得出天理與人欲兩個命題，主張發揚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天理”，而抑制人性中惡的一面——即是他們所說的“人欲”；而石越、桑充國則從孔子的思想中找到論據，主張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實際繼承的卻是揚雄的“性善惡混論”。孟子與揚雄本來都是當時學者很重視的兩個思想家，以石、桑與二程的地位，雙方的主張各有道理，在宋朝思想界，也正好鬥了個旗鼓相當。

但這種學術上的分歧，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人事上來的。在最初的階段，雙方矛盾還小，加上程顥性格溫和，在白水潭威望極高，有了他在，自然不足以生出什麽是非來。但到了熙寧十七年的時候，兩個派系的人物，不僅在學術上歧見日多，平時共事，也難免因為種種問題發生小的磨擦，矛盾已經是越積越深。而這時大程病重，眼見來日無多，在明理院，由於性格上的原因，卻是程頤的學生並不服桑充國，桑充國的學生也一貫看不起程頤，裂痕已經接近公開化。

這時候桑充國、程頤正好一道為資善堂直講，在教育太子的問題上，桑充國和程頤更是發生了直接的沖突——早在白水潭的時候，與程頤的因材施教、耐心細致一樣出名的，便是他對學生的嚴厲，這種嚴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方，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很多如賀鑄這樣的學生極不喜歡他；而也許是受到石越的影響，原本只會閉門讀書的桑充國，教育學生時，卻更加善於徇徇誘導，鼓勵學生自己去思考、實踐，對待學生，因為年紀的原因，也常常缺少“師道尊嚴”，有時候寬容得近乎放縱，甚至經常讓人感覺他有點護短的嫌疑，同樣，這樣的教育方式，也是讓不少學生有腹誹的。在白水潭的時候，雙方風格的不同，倒並無多大的關系，畢竟白水潭學子數以萬計，教授們風格各異也是正常的。但當二人教的學生突然只有兩個小孩的時候，這種風格的迥異，卻不免讓彼此都對對方滋生強烈的不滿。

只不過程頤向來是主張煉涵養功夫的，而桑充國又一直主張兼容並蓄，縱有什麽不滿，也只是藏在心裏，從未表面化過。

不料桑充國最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而且，還是發生在他眼前。

楊時、呂大臨都是程頤最重要的學生之一，司馬光對程頤的評價，賀鑄的譏諷，總是不可避免地會傳到程頤與他的其他學生耳中的——就算楊時與呂大臨不說，但這裏再小，也是一個酒店，而且賀鑄更是有名的大嘴巴……程頤或許不會說什麽，但他的學生們卻會更加感到委屈與不平；而司馬光的傾向性與特殊地位，也許只會加深他們的這種情緒……但他們的不平，也許卻只能換來桑充國的學生們更加刻薄的譏諷。

這無疑不利於維持白水潭的良好氣氛。

桑充國雖然不再擔任白水潭的山長，但白水潭在他心中，卻始終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他當然不想白水潭受到任何傷害。

他這時候，根本意識不到這種裂痕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白水潭的範圍。桑充國的學生也好，程頤的學生也好，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都會進入仕途。這裂痕不會因為他們考上進士而停止。而另一方面，對於舊黨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好消息。舊黨青壯派的佼佼者中，二程的學生占據了相當的部分。他們與司馬光的政見也是素有分歧的，司馬光對他們老師的評價流傳開來後，會引起什麽樣的反應，沒有人可以預料到……